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樟木箱底发现三块并排的墓碑拓片。宣纸已经酥脆，墨迹却依然锋利得像刚刻上去的——分别写着“先考陈公讳青山之位”、“先妣陈母苏氏晚棠之位”，以及“义弟赵公讳怀沙之位”。死亡日期都是同一天：一九六七年霜降。
这不对。父亲陈青山的墓碑明明立在祖坟，母亲苏晚棠的骨灰坛供奉在佛堂，而赵怀沙……家里从未提过这个人。
更蹊跷的是拓片边缘的蝇头小楷：“三人同穴，恩怨同灰。”
我带着拓片回到老宅。九十岁的堂伯父正在天井里晒霉，看见拓片时，手中的紫砂壶“啪”地坠地，碎成十七瓣。
“这三个人啊，”他浑浊的眼睛望向屋檐滴水，“像三条被扔进瓦罐的毒蛇，互相撕咬了一辈子，最后死在同一个瓦罐里。”
一九四三年春，我父亲陈青山和赵怀沙同时看见了我母亲苏晚棠。那时她在省立师范念书，穿阴丹士林蓝旗袍，辫梢系着红头绳，正蹲在江边石阶上洗一盆栀子花。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岸上拉人力车，一个在船上撑竹篙，目光隔着一江春水撞在一起，溅起的火星够烧完整个乱世。
“你父亲先开的口。”堂伯父用拐杖戳着青石板，“他说‘姑娘，花要淹死了’，其实江水才没到盆沿。赵怀沙在船上笑出声，这一笑，就笑出了后半辈子的孽债。”
后来的版本众说纷纭。有人说母亲原本属意赵怀沙，因为祖父嫌赵家是船户；有人说父亲用三块大洋贿赂了外公；还有人说母亲两个都想要，就像孩子无法在桂花糕和糯米藕之间抉择。唯一确定的是，婚礼那夜赵怀沙撑船撞碎了陈家刚修好的码头，而父亲站在碎木堆里，朝漆黑的江面喊：“有种上来喝喜酒！”
他们真的喝了。堂伯父记得那夜烛火摇得厉害，三个年轻人围坐一桌，赵怀沙带来的女儿红里不知掺了什么，父亲喝到第三碗突然大哭，母亲把红盖头撕成两半，一半扔进江里，一半塞给赵怀沙。
“那之后就成了死结。”老人喃喃道，“赵怀沙跑船发了财，第一件事就是买下陈家隔壁的地皮，盖了更高的楼。你父亲在楼影里种了一排槐树，长得歪歪扭扭，专挑赵家窗户的方向。”
恩怨像藤蔓般疯长。合作社时期父亲举报赵家私藏银元，赵怀沙反手揭发陈家祖坟占地超规；饥荒年月母亲偷偷往赵家后门放米缸，被父亲发现后，米缸变成了天井里养蚊子的水缸；文革开始那年，赵怀沙的女儿——据说眉眼像极了我母亲——写了父亲的第一张大字报。
但最诡异的记录出现在一九六七年秋。街道档案里夹着张泛黄的调解书，三人联名按下手印，内容匪夷所思：“自此陈青山与苏晚棠解除婚姻关系，苏晚棠与赵怀沙缔结婚姻关系，赵怀沙与陈青山结为异姓兄弟。”日期是霜降前三天。
“他们想用一张纸解开死结。”堂伯父苦笑，“那天晚上在我家办的仪式，你母亲穿了件半新不旧的绛红旗袍，像凝固的血。两人男人喝交杯酒时，酒杯撞在一起，酒洒出来烫红了你父亲的手背。”
霜降那日清晨，邻居听见赵家小楼传来唱戏声。是《锁麟囊》里薛湘灵的那段：“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
唱到“休恋逝水”时，声音戛然而止。
人们破门而入时，看见三人并排躺在堂屋的草席上。父亲和赵怀沙各握对方一只手，母亲躺在中间，双手交叠在胸前，鬓边簪着早已枯萎的栀子花。没有血迹，没有挣扎，像约好了一起午睡。尸检结果只有简单的“心力衰竭”，但法医私下说，三人的胃里都有过量洋金花——那是我们当地祭祖时，用来让先人“安眠”的土方。
“棺材是你父亲早就订好的，一口双人棺，一口单人棺。”堂伯父指向后山，“但下葬时发现，双人棺根本放不进他们并排躺着的姿势。”
最后只好火化。骨灰装进三个相同的青瓷坛，埋在一个墓穴里。墓碑是连夜赶制的，石匠记得最清楚：“那女人娘家坚持要刻‘苏氏’，赵家要求加‘义弟’，你父亲那边又非要写上‘先考先妣’。最后只好刻了三块，并排立着，像三个人还在赌气。”
我带着铁锹找到那个无名墓穴。就在祖坟最边缘的苦楝树下，没有封土，没有供桌，只有三块微微下陷的草地排列成品字形。挖到一尺深时，锹头碰到了硬物——不是骨灰坛，是个铁皮饼干盒。
里面装着三样东西：父亲那枚被抄家时失踪的田黄印章，母亲婚礼那天戴的银簪，还有赵怀沙的船民证。证件背面用钢笔写着三行字，墨迹被岁月浸得斑驳：
“青山，我还是想要你的码头。”
“晚棠，红头绳我留了一辈子。”
“怀沙，来世别再撑船了，走路吧。”
我把它们放回原处，重新填土。填到最后一锹时，突然明白那张荒诞调解书的真意——他们用最决绝的方式，把三个人生熬成一锅同归于尽的汤。爱恨情仇在死亡降临的瞬间达到平衡，像三条毒蛇终于咬住彼此的七寸。
离开时夕阳正沉，三块草地的凹陷处泛起金色的光，仿佛大地轻轻呵出的三口叹息。我忽然想起母亲晚年常哼的戏文，那时以为她胡涂了，现在才听懂那句：
“这人间啊，本就是一口煮着恩怨的鼎。有人添柴，有人扇风，熬到最后，谁都分不清哪缕烟是爱，哪缕烟是恨。”
而墓碑终将并排站立，在岁月里渐渐长出相同的青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