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龄跟二哥相差6岁，二哥在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做过家务事，他小时候在玻璃片上画公仔在暗房里放电影，在陡峭的山坡上滑木板车等调皮捣蛋的事倒是留在了王龄的记忆里。

二哥读小学的时候是全民参与抓生产促丰收的人民公社时代，小学生也要挑着簸箕上山捡牛粪积肥，参加学校种番薯种甘蔗等劳动，老师在一边看着，孩子们不服气就编歌谣唱：学生种番薯，老师提竹篓；学生种甘蔗，老师吃到牙咧咧。

一天下午，五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铲草翻土，二哥弯腰去捡草的时候，另一个男孩没有看见，举起的锄头落在了二哥的头上，当场血流不止，老师背着二哥直奔村卫生所，另有同学跑去王龄家告知。村里的赤脚医生清理包扎好伤口后，奶奶、母亲也赶来了，马上背着二哥去镇卫生所，所幸伤口不深，没有伤到神经，缝了好几针。从此奶奶心疼得一直惯着他。

读初中的时候，每到周末回来，二哥穿了一个星期的运动鞋脏了，他把鞋脱了对王龄说：“帮我把鞋洗了，给你一毛钱。”王龄从来都是听话地高高兴兴地拎着哥哥的鞋去河边洗。

王龄第一次学炒菜，两个姐姐都嫌弃不吃，自己再炒过，王龄伤心地哭了。中午二哥从学校回到家，把王龄炒的菜全吃光了，姐姐告诉他，“是王龄炒的。”

因为二哥一个星期没吃青菜了，“不错，还挺好吃。”这给了王龄很大的鼓舞。

王龄的堂妹2岁就被叔叔婶婶送回老家由奶奶抚养，从此家里最小的不是王龄而是堂妹，逢年过节的鸡腿只有最小的堂妹有资格吃。

堂妹读一年级的一天中午，因为她贪玩没有帮王龄姐姐烧火做饭，王龄生气了，“你不帮忙，做好了不给你吃。”

快到上学的时间了，堂妹不敢来吃饭躲在屋外开始哭起来，王龄劝她吃饭，她就是不进屋。二哥那时在家，他问清楚原因后，气冲冲地走到屋外正在喂鸡的王龄面前质问她：“你为什么不让堂妹吃饭？你还敢欺负她！”啪，一巴掌打在王龄的脸上，火辣辣的，王龄忍着痛不敢哭，因为他是哥哥，自己确实也做错了。

这是王龄记忆中唯一的一次被家人打，没有记仇，但却打远了兄妹之间的距离。

王龄读初中的时候给在鹏城工作的二哥写了一封信，天真地提出也想去鹏城读中学。二哥回信严厉地训斥王龄说：“你不要以为自己的父亲、叔叔、还有两个哥哥在外面工作感到骄傲，经常在同学之间炫耀。我们并不能把你搞到城市来学习工作，只能靠自己认真读书，考上县一中，然后考上大学，不然的话就回家耕田。这么小就想着去城市读书，贪享福，你以为在城市读书就是城市居民了吗？幼稚得很，说实话，你这样想是不可能读好书的，别说考大学，就连高中恐怕都考不上。”

二哥对王龄也是因为恨铁不成钢，教训后也安抚一下，他接着写：“离中考就剩一年时间了，要安下心来，不要想三想四。学习上缺少什么书本，哥哥会买给你。”

虽然王龄害怕哥哥的严厉，但还是偶尔给两个哥哥写信汇报一下思想和学习情况。

王龄不否认二哥对自己也是关心的，但他对王龄说话的语气总是凶巴巴的，让王龄不敢接近他。

王龄知道二哥常买录音带，肯定有不常听或不要的，她开口问二哥：“你有不要的录音带吗？给我听听。”

二哥从来不正眼看王龄，语气还是凶巴巴地说：“你要听什么！你不会自己买！我的经常都要听。”

在王龄的感觉中，二哥对自己是厌恶的，因为他几乎没有平等地和颜悦色地对妹妹说过话。

读大学的一个“五一”假期，王龄跟二哥一起乘火车去省城大哥家看望母亲。火车到站了，二哥先一步下车，快步地走向公共汽车站，王龄在后面小跑着追赶，感觉自己是被哥哥抛弃的可怜人。

到了站牌下发现开往东山口的公共汽车刚走，二哥叫王龄站着别走，他去找找其他路线的车。二哥找到了另一路开往东山口的公交车，他叫王龄的时候，王龄没听见，她面对着另一个方向出神。

“龄嘛！”突然一个很响的声音让王龄猛回头，只见二哥恶狠狠地瞪着自己，为了不让他再生气，王龄跑过去抓紧上车。

车上的乘客并不多，等了好一会儿才开车。王龄坐在车上想起哥哥对自己凶巴巴的样子，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路上，王龄赌气傲慢地一句话也不想跟二哥说。

王龄和二哥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聚在大哥家，有人赞二哥性格好不会生气，温和、幽默风趣。王龄有意在众人面前责怪说：“你们都被他的假象迷惑了，其实他凶得很。”

二哥严肃中略带笑意地说：“对妹妹当然要凶一点了，要不就会没上没下，没大没小。”

王龄想反驳他，但害怕说到伤心处禁不住流眼泪让大家笑话，也就忍住了。

是的，二哥对其他人都热情友好，有说有笑，唯独视自己为不健全的人，不愿给予平等的对话和尊重。

当然王龄对二哥也有温暖的记忆，大一入秋时节，天气转凉了，一天傍晚二哥用单车载来了一床新买的刺了绣花的粉红色棉被，然后还陪她叫上一个熟悉的老乡一起在校园外散步聊天。王龄大学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两个哥哥资助的。

有了生活阅历以后，王龄才明白家人之间爱的方式都表现在行动上，不习惯流露于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