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到黄河滩以后,政府多次派农业专家来指导农民,其中90年前后,王光美带领的那批专家根据黄河滩沙土地的特质,在我们村引进了冬枣种植,选的示范园区就是我表姐家的责任田,这次引进很成功,现在大荔冬枣已经成了整个县城的名片。
有了大荔神果的支撑,村民很快富裕了起来,表哥却在这个时候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村里有了红白喜事,表哥和几个酒鬼朋友成了几个有名的酒晕子,从开席喝到散场,整天醒着的时候没有醉着的时候多。
一开始的时候,姑姑也尝试制止过,有一次表哥把酒场设在了家里,喝到后半夜还在划拳、摇骰子。姑姑踹门进屋,把酒桌掀了个底朝天,把一桌的酒鬼打了一遍,把喝酒的人祖宗八代都被翻了出来,从此表哥再也不敢邀人来家里喝酒了,也没人敢来了。估计酒瘾上来也难受,表哥经常偷偷喝酒喝到后半夜,有好几次,姑姑把表哥关在大门外面不让进来,我在家里隐隐约约听见表哥给姑姑说好话求饶。
经济宽裕了一些,表哥买了个大型农用旋耕机,不忙的时候给村里人旋地挣钱。旋耕机的工具箱里一个工具也没有,都被他塞满了啤酒,早上出发的时候装两箱啤酒,晚上回来就是两箱空啤酒瓶,空啤酒瓶拿下来堆在院子的围墙边,一个农忙季节过去,啤酒瓶码放整齐,快要填满了一面围墙(十几米长)。
我曾经问过表哥,喝酒喝多了难受,你咋还这么爱喝。表哥笑笑说,喝醉了人就变得很简单了,很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感觉。我刚毕业那几年,因为应酬也喝醉过很多次,我没有觉得喝醉后变得很简单,只觉得酒醒以后回想,自己当时是多么荒唐。一次喝啤酒喝多了肚子很涨,就打电话给媳妇,让她给我找瓶子放在卫生间,我要测量自己能尿多少;还有一次喝多了天旋地转,要学李白写诗,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被我画得面目全非。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了,表哥还在务农。有一年暑假,我回来给姑姑家帮忙浇枣园,一个人在枣园里,看着井水沿着地垄缓缓得向前流淌,看着浇过的沙土地又被烈日晒成了金黄色的细沙。这时表哥带了十几个打零工的妇女在远处嘀嘀咕咕,有人说“这是研究生?我咋看不出来呢”,“研究生也是人,难道还三头六臂啊”,“研究生还打工?那一天得多少钱啊”。我大概明白了表哥的心思,他肯定又在这些人面前吹牛了说是自己雇佣了个研究生给他浇地,这些人就是被他忽悠过来看热闹的。我望向这些淳朴善良的打工人,礼貌性地笑了笑,说到“没办法,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出来挣学费”,也算是帮他把这个谎圆完。
我把父母接去帮忙看孩子后,就很少回老家了。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去一趟,看看姑姑,陪她说会话,就走了。随着年龄增大,姑姑腿脚更不灵便了,上个厕所都需要姑父搀扶着。每次见我来看她,她都很开心,笑呵呵得让姑父给我拿各种好吃的,其实这些好吃的大多是别人来看她送来的礼品,她舍不得吃,就让姑父拆开拿给我。
记忆中,姑姑总是坐在庭院中间堂屋门口的躺椅上,晒着暖阳,拐棍放在伸手可以够着的地方,阳光下她总是眯着眼,胖胖的身躯,慈祥的脸庞,远看像一尊弥勒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