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乱云润生第二百五十八回


长篇小说乱云润生第二百五十八回

乱云润生 第四十章

学生游行示威彰显爱国大义

军阀镇压囚捕肆虐白色恐怖

第二百五十八回

10月13日,沽海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毅然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由周恩来精心起草。自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里,觉悟社社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之中。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消息传来,举国震动。爱国群众运动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继续汹涌向前。25日,沽海一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讲演,散发传单,以实际行动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不断深入,形势愈发险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局势。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沽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发出了抵制日货的有力号召。15日,周恩来以新学联执行科长的身份,前往沽海总商会,与各界人士深入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

20日,南开操场热闹非凡,一场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在此盛大召开。大会现场,人们将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集中起来,付之一炬。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瞬间化为灰烬,场面震撼人心。会后,人们又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二天,觉悟社社员们齐聚宙纬路三戒里4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带领大家对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大家认为,社员们都具备可贵的奋斗精神,但在目标的一致性和精神的持久性方面,还存在不足。为了让觉悟社更好地发挥作用,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我们既已决心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未来必定会面临诸多危险与艰难。若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或进行联络,很容易被反动势力盯上。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通过抓签来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随即用白纸条写好50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大家笑着、嚷着,纷纷去取纸卷。“1号,1号”,邓颖超高声喊道:“我抓的是1号。”周恩来抽到了5号,他笑着说:“那我就用‘伍豪’这个代号。”聪慧的邓颖超马上回应:“我是1号,就用‘逸豪’这个代号。”接着,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号,代号“武陵”;张若名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赤绍宗抽到31号,代号“三姨”。一时间,满屋都是“1号”“5号”“13”“50”等呼喊声,大家都为自己仿佛采取了一种极为革命的行动而兴奋不已,似乎连姓名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为理想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沉稳地说:“名字不过是个符号,不必过于看重。关键是要看我们今后的实际行动,是否能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力量。”会上还决定,要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律使用代号,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工作。

12月27日,沽海各界群众数万人再次齐聚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盛大的游行队伍如洪流般涌动,“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这些规模宏大的集会游行,都是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与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的成果,并且广泛争取到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反动的直隶省警察厅却悍然查封了沽海学生联合会和沽海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并张贴布告宣称:“沽海学生联合会、沽海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还声称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就这样,周恩来主编的《沽海学生联合会会报》也惨遭查封。

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学生运动领导人不得不转入地下,他们先是在租界内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但小屋很快受到暗探的监视,于是他们又转移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开展工作。

在爱国运动中,邓颖超等人意识到,仅靠讲演很难广泛地联系群众,演剧是一种更能吸引群众的方式。于是,一些女校学生积极投入到演剧宣传活动中。有一次,邓颖超在新剧《安重根》中扮演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她想到周恩来擅长演戏,便邀请他来指导排练。周恩来欣然应邀,担任舞台监督。排练结束后,周恩来来到后台,夸奖邓颖超等人:“初次演新剧,你们已经演得很不错了。”邓颖超微笑着说:“有什么不足之处,还得请伍豪多多指导呀。”周恩来谦虚地说:“谈不上指导,要是说不足的话,你念的台词有点像发表演说,过于慷慨激昂,少了些自然。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发表讲演。要把握好剧情和剧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自然平淡些,到了关键时候,再放开感情,这样才能更好地感染观众。你觉得呢?”周恩来说得头头是道,邓颖超等人不住点头称是。

接着,周恩来大步走上舞台,声情并茂地读起了剧本。他那洪亮的声音与剧情配合得恰到好处,语调抑扬顿挫,让演员们不禁鼓起掌来。随后,周恩来又细致地告诉她们如何吐词运气、如何把握台词节奏、如何控制音量大小高低等等。演员们跟着练习了几遍,演技果然有了很大进步。

在周恩来的悉心辅导下,演员们的表演水平大幅提升。由邓颖超主演的《安重根》和《花木兰》等新剧大受欢迎,演出的门票收入颇为可观,为觉悟社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问题。

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曾共同约定: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避免因结婚而受到拖累,也不想给后人留下麻烦。周恩来更是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周恩来作为觉悟社的负责人之一,邓颖超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两人常常碰面,难免会有往来。但在当时,男女交往还受“授受不亲”观念的束缚,所以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不多,即便偶尔交谈,时间也很有限。

1919年末,沽海的寒冬没能阻挡觉悟社成员们的热情,为迎接1920年元旦,他们秘密筹备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联欢会。

在法租界紫竹林一处隐蔽的阁楼里,周恩来身着深色长衫,正和马骏等人一起布置场地。破旧的桌椅被拼凑在一起,铺上简单的桌布,再摆上四处凑来的水果点心。邓颖超和其他女同志则忙着用彩色纸张制作装饰,让原本简陋的阁楼有了浓浓的喜庆氛围。

联欢会开始,周恩来站在场地中央发言,回顾了过去一年大家在爱国运动中的种种艰难与坚持,称新的一年将是继续奋进的起点。他的话语坚定有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

接着,马骏分享了一年来爱国运动中的感人瞬间,赤绍宗也畅谈了自己的见闻和感悟。随后进入文艺表演环节,邓颖超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字里行间满是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周恩来和几位同志表演的小品,以诙谐方式讽刺反动军阀,引得众人欢笑不断。表演间隙,大家玩起“击鼓传花”,被传到的人分享故事或表演节目,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新年钟声敲响,大家手牵手,共同高呼“为了祖国的明天,奋斗!”

随后,众人还围坐在一起,热烈商讨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为未来的爱国斗争出谋划策。当晨光洒进阁楼,他们带着满满的信念,即将奔赴新一年的征程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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