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讲的“思想⽃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套废话，⽽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上，特别是在“混合梵⽂”上。上述我的博⼠论⽂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篇论⽂可以为证。然⽽做这样的⼯作需要⼤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学图书馆和梵⽂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写论⽂⽤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次哥廷根缺书⽽不得不向普鲁⼠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乎是⼀⽚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志，但⼀旦由于天赐良机⽽决⼼⾛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只能勇往向前，义⽆反顾。可是我要搞的⼯作，不是写诗，写⼩说，只要有灵感就⾏，我是需要资料的，⽽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我现在⼜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样，摆在我眼前的是：⾛呢，还是不⾛?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是亲⽼、家贫、⼦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个毫⽆良⼼的、失掉了⼈性的⼈。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个折中的⽅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介绍的英国剑桥⼤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个办法。
⼀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个失掉天良的⼈，我为⼈⼦、为⼈夫、为⼈⽗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新的“思想⽃争”⼜随之⽽起。我既然下定决⼼，终⽣从事研究⼯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中所说的：“马⾏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已经渺如海上三⼭，可望⽽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呢?我的兴趣⼀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了“思想⽃争”。这个
——季羡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