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们，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但杜拉斯作品中的爱情并不是只有爱情，爱情总是伴随与其有关联的其它一些事物的出现，才会在最大程度趋向爱情和世界的本真。比如无尽的欲望和激情，比如挥之不去的悲剧气息和苍凉意味。《情人》里，绝对爱情似乎完全被性爱、肉欲所取代，但整个过程又都笼罩在痛苦和绝望的气氛中。
几乎所有杜拉斯的作品都有对个人以及时代的痛苦进行的细致体察和不断反抗。比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部同样有着自传色彩的小说里，母亲带领子女在太平洋岸边修筑堤坝抵挡大海侵蚀土地，妹妹却对哥哥产生了隐匿而狂热的感情，最后哥哥与一个富有的女人走了，痛苦的妹妹站在路边面对可怕的现实，陷入无望的等待中。《广岛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无论从各方面都相距极为遥远的男女，却在广岛相遇并相爱了，并且爱得深切，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最终以法国女人的最终离开为结局。而女主人公的初恋发生在多年前的战争期间，她曾与一位德国士兵相恋，他们同样是有着很大差距的一对，狂热地相爱使他们难舍难分，她几乎要留下来。作品中这种受阻的爱情，荒凉无奈的人生，虚无绝望的状态，或者面临毁灭的境地，都跟她生活的大背景以及印度童年的环境有关。
大背景，二战摧毁了无数生命和物质文明，人类经历了精神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导致了战时及战后一段时期内人们价值信仰的动荡，人类进入到一个“困惑的年代”，对人和人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并且在失去上帝和理性的归属后，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存在于世的荒诞性。逐渐发达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文学哲学都染上了浓厚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
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的童年环境：法国为了稳固殖民统治，号召大家到遍地黄金的殖民地开辟新的人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杜拉斯写道：“母亲是法国北部老资格小学教师，不久前嫁给了一位小学教师，两人均受到了宣传广告和皮埃尔·洛蒂的书的诱惑，急不可耐地来到殖民地探险。”印度支那的生活景象充满着原始、野性和死亡的气息，有可怕凶猛的热带季风，有吃了太多芒果而死亡并被抛尸荒野的一个个小生命，有因海潮来袭在炎热的七月份划船背井离乡的当地人。
“河水从洞里萨、柬埔寨森林顺流而下，水流所至，无论什么都被卷去。无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死狗，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巨大的自然之力充满了未知，生存和死亡都没有方向。
杜拉斯的家庭生活状况在殖民地的大环境下也非常尴尬，比起那些白人殖民地统治阶层，她们过的日子远远无法企及，并且经常遭受到这些殖民者的鄙夷和排斥，但是与当地的原住民的生活比较而言却又是相对优越的，是当地人眼中的上等人。这样漂浮于上下两个极端的状态使杜拉斯的家庭并不能完全归类于其中的哪一种。给杜拉斯一种身份的焦虑。
“人们常说我是在烈日下长大的，我的童年是在骄阳下度过的，我不那么看。人们还常常对我说，贫困促使小孩多思。不不，不是那样。长期生活再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
父亲在她7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去世了，母亲在暹罗海弯旁边购置了一份200公顷的地产，但这是一块无法耕种的盐碱地，一年的时间里有一半都是浸泡在海水中的，只有等到海水退潮，才可以用河水去种植水稻，第一年的收成只是几包稻谷。母亲决定借贷30万法郎修建一条可以一劳永逸的堤坝来拦截太平洋的海水。结果历时七年，在几次的修修补补，终于即将喜获丰收时，“河水淹没一切，淹没了母亲的大坝，摧毁了她的希望，就像是世纪初的大水，神秘而强大，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
童年的杜拉斯就生活在沉闷、躁动、没有希望的生活气氛里。就像《情人》里写的：“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情人》里的母亲有对儿女前程的期盼，盼着女儿“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每时每刻都在为他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她办过法语专科学校、利用古堡孵养小鸡、修筑堤坝抵挡海水，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带来家庭团圆和生活改善的希望。但就像西西弗一样，不停奋斗却又屡战屡败，儿子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钱都被大哥败坏光了，“五十多岁的大孩子，依然不事生计，不会挣钱”，小鸡也全死了，田地因为没有行贿分到盐碱地，堤坝也被海水摧毁。在现实这个巨人下存在十分渺小，最后只能面临欲望破灭的无力。“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 “这个家庭的各种事情已经到了终点，她不停的去去来来四处奔波，这时以告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弄清楚那种疯狂”，“她并没有因为疯狂而成为病人，她只是疯狂的活着，就像过着健康生活一样。”
生存的欲望就像辛苦构建起的堤坝，一夜间消失不见，当自己始终坚信的即将到达的欲望终点被击碎时，这种心理创伤是巨大的，但是这也未能阻止生存本能所带来的前行的力量。于是欲望转换了方式，希望在爱情和肉体中得到释放和满足。
爱情在杜拉斯作品中总包含着无尽的欲望与激情。杜拉斯从欲望出发来确立了女性的性别身份，她说：“女人就是欲望，女人不能男人写什么便跟着写什么，女人若不从欲望入手，那她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剽窃”。在杜拉斯笔下，欲望的主题常常通过爱情的形式呈现，爱情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而欲望和爱情的等值在她的书中是一种原则：“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不可遏止的、甚至疯狂致命的情欲涌动在杜拉斯的文字间，她将激情的瞬间每一细节融入到作品当中，也融入到生命的灵魂深处。因此，她的情也就幻化为生命本身。同时在她的精神世界里，爱情能够照亮人的精神和感官，能够通过“我”对他者的开放，最大限度地张扬自我。于是在这种欲望的宣泄中，人能掌控自己生命的方向，能暂时抛弃现实的迷茫和荒谬，感受到最原始的快乐和最真实的存在。
就像中国的情人“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男性的刚劲”，“人很瘦弱，看来经受不起那种使人痛苦的折辱”，但“只有生殖器是强有力的”；“他在我大哥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甚至于家人对他的评价大意是“类似于沙漠上发现的腐尸”，毫无生机可言，对于他父亲的阻挠，他也只是哭，但在最后一次的做爱中却像“一个年轻的谋杀犯”，或者“一个年轻的猎手”，他的皮肤，他的性器官，都“有着无可言状的温柔甘美”，而我此时也像“他的孩子一样”，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贫穷的家境、强权的家长、孱弱的身体，此时都被奔腾的爱欲打破，生命的力量强壮的生长，成为对抗绝望的武器。
但是杜拉斯的爱情和欲望的隐喻，就像小说《黑夜号轮船》里男女主人公无意中通过电话相识，然后在一次次黑夜中漫长的通话，虽然未曾谋面但乐在其中，那种思念、期盼、等待交织成的痛苦的爱情令他们疯狂。“只有爱情之爱情存留，只要不停的感到燃烧的欲望，这种爱情便会在长时间的无拘无束中，在充盈与虚无的漫无尽头的追寻中得以增强”，爱情总是具体的、有限的，欲望是本体化的、无限的，所有的欲望在被诱惑激发出来不久，就被欲望的无法满足一一断裂，而正是这种断裂反过来凸显了诱惑的永恒性。
然而激情不可能长时间存在，新鲜感终将逝去，爱情注定要消逝，欲望注定不能满足，欲望的真正对象是匮乏。而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欲望是不死的，它将纠缠一生，欲望可以被无数次的摧毁，但却并不能阻止欲望的再次产生，并且它还会以多种不同形式、不同情态得以体现，甚至也会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欲望的满足，只是一种永无归期的流放，因而性爱终究无法拯救爱情。《情人》中，情人产生发自内心的爱情后，却不得不面临即将永远离去的残酷现实，于是“离别的日期尽管为时尚早，但是分别一经确定下来，他对于我，对于我的肉体，就什么也不能了”，身体孕育性欲，它也许让在性爱中亲密无间的双方感到最大程度的接近爱情，但终究不能拯救爱情在尘世间的坠落，性爱的激情背后仍是失落，身体的片刻欢愉也融入了化不开的悲哀和毁灭的疯狂气息。
杜拉斯对欲望的追寻最终走向了虚无，但她深刻之处，在于将人从紧紧束缚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交还给绝望却永恒的欲望本身，使人退却、惊惧的犯罪感被纯洁而自然地打碎，人得以回归原本属于自己的欢乐，无拘无束的继续生命的探求，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而是人类把恶赋予了欲望。杜拉斯笔下的欲望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美，确实人首先是具有肉身实在的人，而生命的存在首先且一直是肉身的存在，控制生命之欲，只会让生命枯萎，灭绝肉身的欲望便意味着生命的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