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中正言称：“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而我一直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清廷的丧权辱国，与一帮权臣的无德无能密不可分，虽然《曾国藩家书》被很多人推崇，自己也把它早早地放在了书架上，但始终没去翻上一页。

作为仅有的几本未读的书，这次被我搬了过来，中午闲暇时间试着一读，原来心目中刻板的学究模样，一下子被慈父严兄的形象所取代，无论是读书治家，还是为人做官，甚至是养生，都是那样的通俗易懂、切中肯綮，从古至今能有如此见解的委实不多见。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乡绅家庭，自幼勤奋好学，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因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而权倾一方，封为一等侯爵，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重臣”。

《曾国藩家书》收集的都是曾国藩的家信，每一封都是有感而发，真情实感，丝毫没有忸怩作态，把自己的日常作为、经验教训、所思所想，向父母禀告，与诸弟分享，向子侄传授，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兴旺不衰。

曾国藩将天下之家分为四种，官宦之家，大多只能享用一代，能够庆延到第二代的很少；商贾之家，后人能够勤俭持家的，可以延续三到四代，否则坐吃山空，金山银山也经不起挥霍；耕读之家，勤劳朴素的，可延续五六代；只有孝友之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绵延八代、十代。

作为一个传统文人，曾以耕读孝友之家为念，以 “八字家训”“三不信”醒人。所谓“八字家训”：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大概意思是敬祖、友善、起早、清扫，读书、种菜、养鱼、喂猪。“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要相信什么风水巫术、和尚道士、游医郎中，只有坚守男耕女织、勤劳仁孝，才是强身健体之根本。

家训非常直白，浅显易懂，但作为当朝达官之家真正做起来实属不易。曾一直对自己及家人十分严苛，虽在京城为官始终坚持早起，粗茶淡饭，并且一再提醒子女“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足见其良苦用心。

曾国藩一辈子最注重的是读书做学问，“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曾每天都要读书、练字、记日记，即使行军打仗也不例外，并且为自己的弟弟和子侄都列了每天的课程表，时常提醒读书不是为了科举做官，而是进德修业，也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之下，都没有走科举考试的老路。

对于读书，曾以为首先要内心立志发奋，至于什么时候读，在那里看都不重要，即使是旷野之地、热闹之场，甚至是背着柴放着猪都没有关系。其次是泛读与精读相结合，涉猎要广，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经典精读，读懂读透，掌握要义，领会精髓。第三是学无止境，必须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最后是要格物诚意，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还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才能下学上达，融会贯通。

而我们很多时候拿起书来就有很多的羁绊，看不下几页就会烦躁，仿佛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关注；真到了安静之地、清净之所，断开了与外界的联络，心里又会诚惶诚恐，无处适从；而我都是临睡前翻个几页，一会儿就呵欠连天，枕书而眠，说来真是惭愧，以上种种，大概都未立下发奋之志所致，至于其他的就更谈不上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我们对清朝官场腐败的通常理解，但曾国藩绝对是个异类，刚入翰林院的时候，就立下了做官不想发财的誓言，直到他位居高官，始终坚守廉字工夫，除廉俸之外不妄取分毫，不多寄回家，不多送亲族，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

他一再强调多财即是祸害，仕宦人家不能积蓄钱财，“盖儿子若贤，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绝不肯留银钱给子孙，而要让子女觉得没有依靠，一天不干活，就会忍饥挨饿，这样才能养成勤劳节俭的作风，自力更生，自强不息。

曾国藩一直担心自己的名声太大、地位太高，把祖宗积下的福泽一人享受殆尽，时常提醒自己有盛必有衰，“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不要贪图衙门的热闹，一旦罢官气象萧索，门可罗雀，要求夫人教育好子女 “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

现在很多人被钱所困，为名所累，有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各种手段无所不及，囤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到头来不仅贻害子孙，还误了卿卿性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牛马，与其给他们金钱财富和优裕生活，还不如象文正公一样教会孩子本领，锻炼他们心智，强健他们体魄，来得更为长远。

要说文正公绝对是个精明的文人，一方面将日记、奏章、圣谕等统统复制送回了老家，另一方面又关照子孙不要刊刻送人，只留给子孙观看，但事实上已经做好了刊刻的准备，文章绝少涉及机密要事，也很少批评他人，因为他知道一定会被刻录成集的，倘若他的家人真的按其所嘱，那真是暴殄天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