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
钱穆先生特别抢到远虑应当是“正谋”，不应是“私计”，尤其是不应过分积蓄钱财，蓄财多害，看似远虑实则非也。
李泽厚先生认为这句本是治国之策，但是也可以作为人生经验，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
稻盛和夫的看法则反其意而用之，“不要把眼光放在眼前的事物上，要用心描绘光明的未来。”
李泽厚所说的忧患意识，在稻盛和夫处是积极的心态。可能有民族性差异，也有个体差异。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文》）
钱穆先生认为“为己”主要是指道德修养的学问，“为人”是言语文章和政事等学科。孔子不是反对“为人之学”而是主张，“必有为己之本，才有达人之效。”甚至举例伊尹、伯夷、柳下惠的例子说明为己之学学成了，达人之效也就有了。
李泽厚先生认为“为己”是向内的非功利的，“为人”是向外实用的。为己是中国读书人的至高追求——人生感悟与“道”融合的人生境界。
稻盛和夫先生避开了这一则关于学问本身还是学问名声的理论探讨，认为人（企业）应当设定高尚的目标，方能激励自身（员工）进步。
结合三位先生的观点，在下以为：人生在世必要有现实的生活，也要有超越的追求。后者通过“人生目标”、“企业愿景”等方式体现，目标和愿景激励人们在世俗生活和工作中不断成长，既达到安身立命，又实现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