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病人，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提出了“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的提出过。
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东西他做了彻底的否定。历来风骚并称，李杜齐名，但白居易却说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分人之什二三”；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这样的诗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
其次，还继续还认识到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经》中《北风》之刺威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时，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既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是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白居易强调诗歌，因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发挥诗的功用，更好的达到“救济人病，裨补实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张继、王健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霍夫河与这些理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