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酒杯浓，一葫芦春色醉山翁，一葫芦酒压花梢重。随我奚童，葫芦干、兴不穷。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插图]，列子乘风。
【赏析】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并在诗歌中屡屡道及这位“杜康先生”。苏东坡还给酒起了个风趣的雅号：“钓诗钩”（《洞庭春色》）。“钓诗”者，实乃钓“真情”耳。在此真情中，最常见的乃是“超脱”；一切人间俗念都暂搁一边，无拘无束、惟己意而自适。东坡云：“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而酒后便往往是“忘却营营”的“我有”世界。陶渊明《连雨独酌》云：“试酌有情远，重酌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卢挚的这首散曲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任真”的境界。
“酒杯浓”，开首一句，便给全曲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醉意。酒杯，此处代指饮酒。酒杯浓即酒意已浓。诗人因何而醉？酒“钓”出了真情：“一葫芦春色醉山翁。”“一葫芦春色”者，一葫芦酒中尽寓春色也。酒意、酒兴，不在酒而在春色之中耳。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醉翁”欧阳修揭示酒中三昧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亭记》）多么有趣的一对“醉翁”！“一葫芦酒压花梢重”：酒挂树梢，压弯花枝，花映酒意更浓。这一句，诗人用“花梢”点睛式地勾出春色之美，为前句“春色醉山翁”作一轻灵而绝妙的点染；而挂酒葫芦于树梢，则又活脱画出率情任意的醉翁之态。一个无拘无束、任情恣性的“我”跃然纸上。酒之所“钓”者，正在此“任真”之“我”情耳。至此，诗人用寥寥三句，已将“酒意”说透，然而诗人还不满于此，他还要将意境更翻进一层：“葫芦干、兴不穷。”诗意真情既已“钓”出，又何在乎酒之有无。醇酒可尽而诗意无尽，诗人和他的伴童更加心旷神怡地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这里似乎已是“无人”的境界：没有车马之喧喧、嚣尘之扰扰、俗念之萦萦，只有汲尽春意的青山翠岭与诗人相伴，仿佛陪送着诗人走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真世界，就像传说中御风而行、和光同尘的仙人列御寇那样遨游在“冲虚”之中。“山翁”今醉否？既醉而非醉，他已在春色酒兴中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至人”境界：“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庄子·列御寇》）——“无始”而“无何有”，这超脱一切，相接混茫，与自然同体同在的无我之“我”，这“忘却营营”，“任真无所先”的自在之“我”，便成了“醉翁”为自己塑造和完善的形象。
在陶、欧、苏等前人的饮酒之作中，我们曾领略过各类“醉翁”的风采。卢挚笔下的“醉翁”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他也“超然”，但不像陶渊明那样追求“桃花源”般的古风淳厚之境；也不像欧公坡仙在“超然”中暗涵着一丝失意的隐痛；更不像那些“超脱”背后乃是“曲埋万丈虹霓志”的“酩子里胡捱”。卢挚一生高官厚禄，一帆风顺。他没有现实人生的深忧剧痛，也没有一时失意的不平之慨，他是在无忧中寻找精神的陶冶和完善，而不是在烦恼痛苦中寻求解脱。所以，此翁醉浓兴豪，但又恬静飘然。他“超然”境界的最终归向是悠远、安宁。与前代及他同时代的许多“醉翁”相比，他“纯”；但似乎又像缺点儿什么——或许是富贵人往往不易具有的激情和深沉？
然而，卢挚又决非忸怩作态，无病呻吟地“为赋新诗强说愁”。他只是把他的无忧之怀，无杂之念一现于曲，故其曲多有一种纯净之美。贯云石评其曲“如仙女寻春”，从这个角度言确是的评。卢挚能成为元代前期散曲“清丽派”的有影响人物，此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他毕竟又深知散曲三昧，他的“清丽”还没有像以后散曲那样过多地向词靠近。散曲特有的灏烂放达之趣时时在其曲中闪现。如“葫芦”一词在全篇中重复出现三次，这种情况，是作诗词之大忌，然却是散曲特有的风味。这种以“葫芦”为语脉串通全篇，紧扣“酒杯浓”层层递进展开的作法颇得酣畅爽快之曲旨。而曲尾颠倒反复的句式更增加了全曲的洒脱之趣。此外，清丽之中而兼豪放，也是疏斋散曲的一大特色，本曲以“清”为里，以“放”为面，诗人是在“我”的抒展中进入“冲虚”之境的，这种悠远和安宁与诗词大多以一种含蓄的内向深化而进入“超然”之境迥异其趣。词重内蓄，曲重外旋。读疏斋此曲，正可窥其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