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入学的红榜上，我盯着重点班的分数线叹了口气——就差1分，像被命运调皮地绊了个趔趄。妈妈攥着手机要给重点班班主任闺蜜打电话，我却把书包往肩上一甩：“普通班怎么了？我照样当第一。”
果然，我以普通班榜首的身份坐稳了学习委员的位置，可班主任的一张座位表，直接把我扔进了“风暴中心”。前后左右，恰好是刚入学就名声大噪的“四人帮”：帅得能让女生课间围堵的阿哲，校服扣子总解开两颗的痞气阿凯，据说能一个打三个的“打架王”阿峰，还有往那一站就自带气场的“大哥”阿阳。
上课铃于他们是催眠曲，阿哲的小说藏在课本下，阿凯的纸条能从后桌飞到我头顶，阿峰趴在桌上打呼噜，阿阳则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我皱着眉把作业本往桌肚里塞，可第二天一早，他们总能像变魔术似的，从课代表收齐的本子堆里“偷”走我的作业，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成了我每天早读的背景音。考试时更不必说，阿凯的胳膊肘能悄悄撞我桌角，阿峰的脑袋能歪成45度角往我这边瞟，我不拦着也不配合，只盯着自己的答题卡，心里盼着这学期赶紧过去。
变故发生在初一下半学期。不知从哪天起，他们的书包里多了包烟，放学铃一响就溜到学校后墙根，打火机的“咔嗒”声能飘到教学楼门口。我撞见两次，皱着眉绕开，他们也不尴尬，阿凯还会叼着烟冲我咧嘴笑。
那天中午我回家吃饭，返校时刚坐到位子上，就觉得空气不对劲——阿哲的课本没摊开，阿凯的笔掉在地上，阿峰和阿阳对视一眼，眼神躲躲闪闪的。没等我琢磨明白，班主任踩着上课铃走进来，手里捏着一包烟，径直停在我桌前：“检查人员从你书包里搜出来的，这是谁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腾地站起来：“不是我的！”班主任的目光软了些：“我知道不像你的，但你得告诉老师是谁的。”我转头看向四人帮，阿哲的头埋得更低，阿凯的手指绞着校服衣角，阿峰的耳朵红到了脖子根，阿阳抿着嘴不说话。话到嘴边，我却脱口而出：“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的。”
“要是说不出来，学校只能通报批评你。”班主任的声音沉了下去。我攥着衣角，突然就来了脾气，声音拔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逼我说假话，我做不到！”班主任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下课后，校园广播里传来我的名字，“某班某某某书包内发现香烟，予以全校通报批评”，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得我眼眶发烫。
放学铃一响，我抓起书包就往校外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跑几步，身后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四人帮正追着我跑，阿阳跑在最前面，气喘吁吁地拉住我：“烟是我们的！我们怕被查，中午趁你不在，偷偷塞你书包里了……我们现在就去跟学校说清楚！”
阿凯和阿峰也跟着点头，阿哲还从口袋里掏出那包没拆封的烟，往我手里塞：“这是证据，我们去坦白！”我看着他们急得通红的脸，突然就笑了，把烟推回去：“通报都过了，再去说，不过是多四个人挨批评。反正我没做过，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
那天之后，四人帮像换了个人。早上我的作业本会安安稳稳待在桌肚里，阿凯还会主动帮我收齐全班的作业；上课铃一响，阿峰能把呼噜声掐断，阿哲的小说被锁进了书包；有同学在我喜欢的数学课上说话，阿阳会“啪”地一拍桌子，压低声音说：“上课呢，别吵。”
放学路上，他们跟在我身后，像四个保镖。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阿凯突然说：“以后谁欺负你，我们帮你出头！”我回头瞪他：“先把你们的烟戒了再说。”阿峰立刻举手：“我早戒了！”阿哲和阿阳也跟着点头，阿凯挠挠头，把口袋里的烟掏出来扔进了垃圾桶。
风里带着夏天的栀子花香，我看着四个大男孩别扭又认真的样子，突然觉得，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小混混”，其实比谁都仗义。原来青春期里的好感，不只是懵懂的心动，还有这种笨拙又真诚的守护，像一颗糖，藏在记忆里，甜了好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