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地道道的陕西人，我对西安是没有感情的。即使是第一次异乡求学归来，也只是路过，仅此而已。西安的名头很大，皆是拜历史所赐，古称长安而非西安。我所知道的西安，始于北京奥运之前打假打黑的状态。那时候，西安还挂着“三黑”的恶名，黑车、黑店、黑社会。而我，当然也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
第一次异乡求学回家，路经西安，走马观花，毫无半点印象。来年春节过后返校，再经西安，已经未改我青涩的本性。在客运站入口处，第一次碰到有迷路的大姐向我讨钱做路费回家。出于善心，我给了四块钱，她依旧紧追不舍继续讨，我意识到不够，又给了十块，我看到周围路过的行人，没有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反而是疑惑不解时，加之周围有一大批人上来一起讨钱，我意识到受骗了，于是乘群人不备逃走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在公共场合向任何人施舍过一分钱。不是吝啬那点身外之物，而是讨厌别人利用我善良单纯的弱点来欺骗我。
再一次经过西安的时候，已经到了“非典”那个夏天。暑假回家，抵达西安的时候才知道，为了限制往来西安的客流量，往来陕南的列车，两天发一次，单行双不行，且撤销车站广场外城墙下所有的汽运站和公交站。我出了车站去售票厅才知道一切。购好次日车票出来，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场，一脸懵逼，不知何去何从。决心去高陵小姨家待一天，转过城墙湾发现公交也没有了，于是四处张望，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出于安全，我坐在了后排。司机回望了我一下，见是个学生，询问我哪里人。未加防备，告诉了他陕南某地，他立马用生硬的陕南方言告诉我他也是，只是来西安十多年了。我立马摈弃了防备之心，和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目的地北门，到气象局的时候，路边有人招手搭车，他停下来简单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说同路，希望不介意搭一截，可以少我一点车费。我没有反对，那人也上了后排座。走了不到几百米，突然觉得腰间有一硬物鼎过来，侧目一看，搭车那人凶神恶煞的看着我，威胁我掏出所有钱物。我立马向司机求助，司机说老实点，不然小心撕票。我知道厉害，立马乖乖掏出钱包，取出所有金钱给他们。他们取出整额，留下一点零钱之后，把我赶下了车。炎热的阳光，晒得路边的我直犯晕。所幸的是，原本只剩六十三块钱，买完车票只剩二十六块五，他们抢走了我整整二十块，还余了六块钱给我。我给西安的舅舅打了电话之后，按照他的指点，用仅余的一点零钱成功抵达了小姨家。从那以后，凡是在公共场合，我都尽可能挨着军人待着。如果没有军人，警察或保安也行，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单纯而被骗子觊觎了。
然而，凡事总有特例。就在临近毕业前的那个寒假，又是在候车室，我紧挨着一位军人耐心的候车。旁边一位阿姨找我搭话，问我去哪里，在哪儿上学，多大年纪了。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尽可能回绝她的问话。然后她向周围的人诉苦，说自己老家在太原，母亲突然病重，现在急着回家，可是春运买不着车票，希望哪个好心人借她车票用一下，先买一张站台票上车，然后补票。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军人哥哥。转了一圈回到座位上，然后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立马转向我，请求我帮忙，并给我100块钱押金。说实话，我的学生票是74块钱，本来不亏，可是很难排队买到。我拒绝了，她又哭了一会儿，然后说把三大包行李压给我，这样总不会有问题吧。看她那无助的眼神，加上押金押行李，我想总没问题了吧。心一软，就答应了。然而不幸还是到来了。没过多久一会儿，一位老头儿向我走来，说刚刚因为有事出去，委托一女子帮忙代管行李，刚回来在门口碰到那女子说有事离开，把行李托旁边小伙子代管了，现在特意来领取。我当时就感觉头嗡嗡响，和他争辩起来，旁边军人哥哥也据理力争帮我，哪知老头儿找来候车室列车乘警，并说明了他的理由。为了证明他的真实性，他一一道出了行李包里装的物品。乘警一一打开，验证却如老头所说无异。这说明，我再一次被骗了，我立马转去售票厅挂失，发现已被人挂失重补了，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实名制，我只能接受被骗的事实。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民风亦如此。原本的单纯和善良，都被邪恶的社会消磨殆尽。最终，抱着满腔的热血和抱负，企图改变社会，却被社会彻底改变了。后来，我爱上了韩寒的《长安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