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古人改革成败得失能给予后世启示甚或警示。而王安石变法（11世纪）因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更是成为一个里程碑：横向空间轴来看，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在中国，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纵向时间轴来看，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再没有尝试创新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改革举措，不放在历史大背景下，是无从谈起的。

《大宋革新》一卷所说，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帝国政府藏富于民，民间资本相当活跃。当时文化也达到顶峰，皇帝集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权利相互制约。王安石本人，公认的道德情操高尚，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化造诣也是有目共睹，而且非常支持宋神宗变法主张。这样说来，王安石变法背景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人文经济发达的社会大背景，最高权力者倾力放权，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大师操盘的一场全方位的配套变革。

但，结局却是如此惨烈的失败。

除朝代更迭兴盛规律以外，一个永恒主线就是分权和均富，即权利和财富的分配。

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大前提下，必然是郡县制、尊儒制、科举制、国有专营制这四个基本制度作为支柱支撑，以寻求中央、地方、有产者、无产者各个利益的诉求平衡。

回到北宋时期，当时民间经济发达，国家资本赤字严重，外患不绝。王安石变法首当其冲的要点自然是充盈国库。要想改善这个局面，不得不面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财富分配。而他们的内在关系是，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便不可能存在政府与民间的分权；若没有政府对于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再把时间维度放进这些关系的话，相互之间的博弈权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王安石变法中不乏有农田水利法等诸多富国新政举措，旨在做大社会经济效益。但是短期来看，做大蛋糕很难一蹴而就，与民争利势必难以避免。这也是保守派代表司马光所极力担忧和反对的。如争议最大的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垄断诸多市场经济领域，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而原本利农户的青苗法，指标层层下达各级，最底层的农户伤害最大。这些新政初衷都是平物价、促生产的。然而，在顶层设计的天然缺陷下，执行环节中用人、监督机制等出现各种问题又进一步加剧这种缺陷放大效应，甚至引发连锁反应。

国家专营经济越发壮大，共治天下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制约越来越少。一旦四个集团利益的诉求失衡，也将会反噬国家的正常运行。后期，王安石罢相，司马光上台，却走了另一个极端，极短时间内全面废除所有新政。真真是“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

改革得失，不做纵横向对比参考，也是无法说清的。

后世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于保守。中国城市化率的最高点出现在13世纪的南宋，之后掉头向下，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渐减弱，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而西方正是在13世纪开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十四世纪，中国明朝的小农经济体制日趋完善，集权日渐稳固（明朝奇葩皇帝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全数具备自转的客观条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公转，直至鸦片战争爆发被枪炮强行打开国门。

回归当代，如今信息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变革时代。改革浪潮席卷到企业、行业、领域、区域乃至全球，无论你是主导者还是被动者，都难以抵挡其影响。

时势造英雄。英雄或枭雄，重点是否顺势而为，而非道德论。改革派与保守派不过是立场不同，而非道德差异。换句话说，担当大任者应是有德有才之人，但并非所有的有德有才之人都适合担负改革大任。

一切都有边界，改革亦然。大一统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而大一统文化下势必有强大的中央集团，也应控制与制约其最高权利。走在边界的极端，尺度都可能失衡。

无可逃避的自转和公转的互动关系。人总是希望呆在舒适区，农耕文化熏陶下更是追求一亩三分地，倾向缩在自己的蜗牛壳里拒绝与外部的互通，往往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权衡各个团体的利益诉求。变革的对象是人，施者与被施者，而权利和财富的分配是其利益诉求核心。达成共识是第一步，也是成败关键。着眼当下实情，放眼未来筹谋，是改革落地成败的关键。改革无所谓一劳永逸，循序渐进、不断试错修正，才能真正指向目标。

如果改革做好以上四个基本点，就不太可能出现“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混乱，一混乱就收紧，一收紧就搞死”这种循环恶性怪圈。

后序：

感谢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易中天《中华史之王安石变法》，前者从经济角度诠释历代变革得失，后者从人文角度诠释变法得失，获益良多。上文，与其就王安石变法说变革，不如说是结合自身经历对改革的理解和体会，认知粗浅之处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