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象征与生命简史
——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札记
敬文东/中央民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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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 《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阿尔丁夫·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阿尔丁夫·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阿尔丁夫·翼人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续跃迁的过程中，生命表现出不断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亦即生命的恒向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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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选定一些符号作为原始象征，来表示独特的生命感受、创造意向和世界感。这种原始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比如向上耸立升腾的哥特式建筑，体现的是西方人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在埃及文化中，这种原始象征则是由石头构筑、用平整的石墙围起的向前延伸的“道路”，表明埃及人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在一个有节奏的连续空间中，将生命向前延展到世界中。紧接着，斯宾格勒信心满满地认为华夏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徜徉于他的世界”，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走向神祇或祖先的墓地。[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28页。]宗白华的看法既可以纠正斯氏的偏见，又可以拓展斯氏的睿智：中国人独特的原始象征空间是“以大观小之法”描绘的山水画。中国人并非定点透视或一望无边，而是萦回委曲、绸缪往复；中国人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中国人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淌着的气韵生动。[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14页。]这种不同的原始象征形式，表征的是各民族处理有限与无限之关系，寻求超越性的不同方式。这两位哲人的判断，想必会得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认可：“潜隐在言语和语言的全部发展背后的观察形式 ，总要表达出独特的精神特质，即思想和领悟的特别方式。语言从未简单地指称对象，指陈事物本身；它总是在指称源发自心灵的自发活动的概念。”[ 洪堡的观点，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潜藏在语言和空间符号之后的，是独特的心灵和精神；语言和空间符号会烙上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因而，如果要去探索一种文化的特异性，可以从这种文化贡献出的原始象征中找到索解之途。在哲人们建立起来的宏阔视野中，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写作的意义，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有效地思考。这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处于汉、藏和伊斯兰文化交汇处，又用汉语写作诗歌的撒拉人，能为汉语带来何种新鲜独特的经验，送给汉语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有别于蜿蜒在树林阡陌间的溪流，阿尔丁夫·翼人诗歌中的河流奔腾于辽阔的天地之间。 《沉船》一开篇便是：“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视界开阔、明朗，音响沉稳。河流穿梭于高山峡谷，两岸散落着承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遗迹，具有多重精神脾性。它受制于地球重力的牵引，不得不紧紧贴近大地；它受到天空的魅惑，受到白云和雄鹰的鼓动，对辽阔自由的上方保持着向往。河流被禁锢在固定的河床上，但河水又能在河道上自由地奔腾涌动。河流的流逝，寓示着时间之悠忽；河流始于遥远地带的神秘源头和未知的远方归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则又分明表示着时间的无涯无际。拥有强大力量的河流，时常爆发残暴凶悍的一面，为人类带来灾难；但它又拥有温柔的母性，孕育了人类文明，成为人类精神的母体。河流的这种多重特性，塑造了身处其中的感受主体的情感结构、世界观和方向感。置身于这条河流中的主体，内部充溢着种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和情绪，如人的自由追求与历史、自然的压抑，原始生命力与理性精神，狂放的激情与深邃的沉思，命运难测带来的漂泊无定感与生命的矢志向前的意志力等等。《沉船》中各种交错混响的声音，正得力于此。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几经迁徙， 长期处于流动性的生存状态中，这种历史记忆积淀为一种在流徙不定中坚韧不拔的民族心理和情感结构，正好与河流的上述特征相印合。受伊斯兰文化中两世并举的生命观[4.参阅杨启辰主编：《<古兰金>哲学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的陶冶，令撒拉族人在今世艰辛修行，又对彼岸保持虔诚的信仰。这种由宗教塑造的心理结构，也在河流标识的此岸与彼岸的形象中，得到了完好的体现。
伊斯兰宗教文化很可能并不直接构成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和监督，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世俗世界之后，构成世俗生活的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头，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这种精神结构渗透到翼人的情感结构中，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为纯正的汉语操持者所陌生。《沉船》能很好地证明：阿尔丁夫·翼人既能在各种形态的生命和事物中感受到欢腾动感的一面，又能意识到其中不稳定的一面，乃以永恒作标准，使用一种忧伤的目光打量这些短暂的事物；而另一方面，生命和事物欢腾动感的力之呈现，其实是以各自的方式向着永恒的方向迫近，诗人又乐于用一种欣悦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短暂性——这是神对人的恩赐。阿尔丁夫·翼人的观物方式正处在这两种目光的叠加中；叠加的效果，则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观看事物向着永恒运动着的动态过程。与汉文化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心性”修行作为内在超越的方式迥然有异，阿尔丁夫·翼人在《沉船》中呈现的精神，则是承认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存在着的界限，让生命始终处于通往彼岸更高本体之道途。在持续追求的过程中，一个不断行动着的刚健的主体形象便凸显出来，其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与汉文化的“以静制动”，“以静观动”不同， 而呈现出“以动观动”的特性。《沉船》一开篇，就摆明了这个诗学立场；而这种生命感和观物方式投射在《沉船》中，又体现为两个基本声部的交替回响：一种是生命与事物飞扬着的喧腾的声音，另一种是潜藏在底部的内敛沉静的声音，亦即源自生命本体的声音。但更重要或更根本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如何在各种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倾听到来自本体的声音。《沉船》卷首引用了帕斯（Octavio Paz）的诗句：“我在寻觅一个瞬间/奔驰的闪电河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不用说，变化流淌的水里蕴藏着本源性、神秘性的生命本体的声音。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水的本源性有着敏锐的揭示：“水也有非直接之声。自然界响彻着本体的回声。有生命之物相互呼应着，模仿着本原的声音。在各种本原中，水是‘声音’最忠实的镜子”[5.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04页。]。对本源性的水的声音的倾听，由水而起的物质想象，激发了翼人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念的流动。这种本源性的声音贯穿于整个《沉船》，成为《沉船》浑厚而沉潜的低音部，以流动性和一致性将整个《沉船》整合起来，具有了声音结构方面的整一性。
《沉船》从水元素中倾听到的本源声音，呈现出的是世界复魅的状态。“在整个现代世界，自然事物从神话元素、从身体能够感知并表达于语言层面的质地，逐渐变成了可供分析的物质元素，从活生生的语汇变成了元素周期表。从神话学语言到化学符号，自然元素失去了其表征功能，甚至也在逐渐失去其形象。”[.耿占春：《民族志书写与个人记忆》，《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当自然的灵性维度在现代科技话语的拆解下消失殆尽时，阿尔丁夫·翼人从河流和水流声中倾听生命的本源性的声音，在自然的物质性元素中发现生命的力量，这是朝向生命和自然本源的一次回溯，它保存了语言与自然灵性相互激发的那部分能量，保存了语言对生命和事物的无限性和神秘性的感知和命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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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河流是翼人用以感知和描述本民族心灵形式的原始象征，《沉船》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船”，则是阿尔丁夫·翼人为自己找到的生命征象。
当一艘船只涉入河流，准备开始其航程时，一般而言，便与生死命题短兵相接了。在不驯的河流中，在浩瀚的时间之涯中，生命渺小如一叶扁舟，短暂如蜉蝣。生命如何应对这种自然和时间带来的挑战？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类在自身历史上某个特别的神秘时刻（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以各自的智力和个性，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应答：“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映照，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7.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雅氏所谓的“轴心突破”，是在世界的视野内，对四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超越性方式的判断。作为某种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个体，也需要在某个神秘的时刻，让个体生命融入到民族文化传统中，让自我意识从朦胧到清醒，觉知到自己在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找到自己超越性的内在源泉， 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一次“轴心突破”。 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沉船》可以被视作翼人个人生命史上的一次“轴心突破”。
在长诗的开端，阿尔丁夫·翼人表达了人和自然相互陌异的经验，“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人和自然不能相互指认，生命状如“搁浅的船只”，尚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那般唤醒了意识，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了民族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记忆”；投向了民族的源头，感受到族群及个体生命在宇宙自然中艰难创生的过程。“看/我们诞生了/诞生的阵痛/惊动了大朵的流云……”阿尔丁夫·翼人经由想象和追忆，参与到世界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认领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位置，化解了生命在洪荒宇宙间不知其所自的迷茫和恐惧，并开始从“永恒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独立的沉思，开始重新走向与世界，永恒的人性和神性存在相融合的道路”[8.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与生命的诞生一同来到的，正是它的同卵双生兄弟——生命的有限性。 “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生命的走向/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知何时来临而终会降临的死亡，触发了诗人不可消解的忧愁和恐惧。但宗教信仰带来了救赎：“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 “莫若说河的主人以河流的走向/结伴而行谢下悲壮的一幕/又一次赢得太阳的礼赞……”高高在上的太阳，神圣的肯定性力量，为生命带来了些微拯救的曙光。依据此世的修行表现，生命有可能在一场劫火的审判之后，上升至永恒的乐园。一种更高的精神态势和本体的召唤力量，赐予了天地之间的行人以再次出征的勇气
在初步领受了生、死问题之后，一个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则是，人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追求度过自己的现世生命，如何从自我的囿限中挣脱而出，达到开阔的境地。为此，阿尔丁夫·翼人再次回溯到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我当依然是我/ 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诗人感受到 “我”的个体生命与族群的同胞有着同样的诞生源头，“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跋涉，与自己的族群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源头和价值追求，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们并将永远属于你/世界流动的山脉/星辰敞开的心扉 ”。“我们”被伟大的造物主召唤，聚集在一起，朝向神秘的“灵地”进发：“在向往幸福的途中彼此相爱/或许这是一场伟大的创举或不幸的怜悯/在各自的脚踝上足见其条条美纹/欧亚大陆有我们无数永恒的亲人/而我只是其中一员/或是一块相似的灵地”。生命在与群体节奏一致的行动中，体会到一种最高的满足。恰如闻一多所言：“最高的满足，是感觉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个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个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9.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阿尔丁夫·翼人在生命和诗歌文本的双重跋涉中，沿途留下了足迹作为旅途艰辛的证明。这些足迹体现在《沉船》中的人称变换和诗人的视界拓展中。在长诗《沉船》中，可以寻绎出两条人称变化的线索，一条是无人称——我——我们；另外一条是他们——你们——我们。人称表征着主体的位置意识，人称关系则表征着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条人称变换线索表征着“我”从宇宙自然中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又重新回归宇宙自然，和万物一体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表征的，是“我”和族群成员的关系，逐渐从互为陌异的他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视界其实是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境界的一个外在表征。阿尔丁夫·翼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追溯和领悟，生命求奋进的要求中，不断突破自我的囿限，迈向开阔的生命境界，从搁浅在河底的沉船，慢慢成长为航行在河流上朝大陆腹地挺进的巨轮。
生命在重要时刻遭遇的生、死、爱等命题的困惑与突围，是《沉船》的关键性节点，于这些节点处蓄积着的张力和搏斗着的力量，是《沉船》中形象序列和主题展开的内驱力。这也是长诗中涌现出诸多自我突破的动作，呈现出结构的动态美的内在依据。这动态结构犹如一条磅礴流动的河流，它是诗人流动的诗思的呈现，也是诗人不断行动着的主体精神的一种赋形和表征。
至此，《沉船》的内部结构清晰地显现出来。它是一部个体生命背靠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和宗教信仰，在生死和爱的历险中，艰难向前挺进的航行，是主体精神不断强健，生命境界不断升级的心灵记录，这正是沉船航行在河流上的精神要义。这首长诗的建基和持续推动力，基于强健的主体精神，不断艰辛跋涉的行动激情，对彼岸世界的虔诚信仰，基于一种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言的朝向某一个自己无法达到的高处的方向感，并坚信自己所信仰的力量就源自那个高处 [10.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6——78页。西蒙娜·薇依说：“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把我们同上帝分离开。我们怎么去寻找上帝？我们怎么向上帝走去？即使我们历经沧桑，我们只是绕着大地在行走。即使坐上飞机，我们也一筹莫展。我们不可能在纵向上前进。我们不可能向着茫茫天际走去。上帝越过宇宙来到我们身边。爱是一种方向，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倘若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旦遇到不幸便会立刻陷入绝望之中。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或祖先就生活在某个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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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的诗歌语言充满动态美和力量感。阅读《沉船》像是聆听一部交响乐，多个声部相互叠加，混合着人间、自然和超自然界的多重声音（掠过星空的蝉鸣声，船队结对过河的声音，爆裂的马蹄声，撕破长空的黑狼的嚎叫，拨响生活的原野之狂欢，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河流运行而映照在星空中的回声，向着不断增高的大陆挺进的我的粗犷声，内心奔涌的意念和震颤，自远古时期流传而来的歌谣等等声音）。众多的声音，都统一融合于一种朝向更高的本体声音和精神态势的迫切追求中。
阿尔丁夫·翼人的情感结构和感受方式，接续了撒拉民族自神话和传说中积淀的原始神话思维的特性，“头顶灿烂的星空/象脱胎的婴儿刚一落地/嘴角便挂满殷红的血/是每棵青草露珠闪闪/抑或是我们的脚踝/触击沉默的土地/竹简走向深渊/一跃而起/便成为大山的子孙……”诗句和词语充满原始的神秘感，动态美和力量感。在原始思维中，词语命名事物时，因声音和事物的天然浑成，词与物的先天同一性，词语天然带有一种丰沛的神秘力量。恰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在原始人那里，“思和说”，“心和舌”有着紧密的相关性[11.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页。卡西尔认为，思想及语言表达通常被直接认作是浑然一体的，因为思维着的心智与说话的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语言是感觉经验的凝聚，负载着说出感觉事物时的全部力量。翼人保有的原始思维的特性，是其诗歌语言呈现出充沛力量的原因之一。
阿尔丁夫·翼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接通，对伊斯兰教义的信仰，奠基于个体生命的真切感受。因为有了个人丰富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注入，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肉身化了，显得可感可触。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间感受的渺小感，生命力被自然和历史遮蔽的创伤，诗人皈依于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体验到超验状态的精神迷狂，生命感受到的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为词语加入了矢量，强化了词语的力量，使词语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符合的组合，而具有及肉和及神的能量，如《沉船》中出现的“乐园”，“生活的原野”，“灵地”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根性词语，因阿尔丁夫·翼人的独特运用，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沉船》的超越性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力量和质地。
《沉船》写于1990年代初期，若将它放在汉语长诗写作的序列中来看也是饶有兴味的。比之稍早的海子的长诗写作，移植异域的精神文化，建构了一种精神主体和长诗结构，因为缺乏本土经验土壤的给养而丧失了持续生长的能力。当今的诸多长诗创作，基于所谓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虽宣称对历史、当下的时代处境和现实经验有深切的涵括，却沉浸于制造词语的欢乐，陷入词语游戏的迷雾中；或者缺乏深厚的心性底盘作根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精神立场，过于滑向现实经验，呈现出主体中空的疲态[ 参阅颜炼军：《“大国写作”或 向往大是大非》，《江汉学术》2015年第2期。]。翼人的长诗创作，背靠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建基于强烈的生命本体意识，又有足够敏锐的语言意识和能力，对本己的经验进行赋形，他持续的长诗写作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构成了一种不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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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28页。
2、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14页。
3、 洪堡的观点，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4. 参阅杨启辰主编：《<古兰金>哲学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
5. 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04页。
6、 耿占春：《民族志书写与个人记忆》，《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
7.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8.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9.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10. 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6——78页。西蒙娜·薇依说：“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把我们同上帝分离开。我们怎么去寻找上帝？我们怎么向上帝走去？即使我们历经沧桑，我们只是绕着大地在行走。即使坐上飞机，我们也一筹莫展。我们不可能在纵向上前进。我们不可能向着茫茫天际走去。上帝越过宇宙来到我们身边。爱是一种方向，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倘若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旦遇到不幸便会立刻陷入绝望之中。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或祖先就生活在某个高处。
11.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页。卡西尔认为，思想及语言表达通常被直接认作是浑然一体的，因为思维着的心智与说话的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
12、 参阅颜炼军：《“大国写作”或 向往大是大非》，《江汉学术》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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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丁夫·翼人创作小传
诗人阿尔丁夫·翼人（英文名Aldingfu·yiren），男，撒拉族，祖籍青海循化。又名马毅、容畅。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中国当代神秘主义诗歌的开创者和先驱，“昆仑诗派”杰出代表，“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黄金诗篇”诗歌之父及“精神圣徒”等。他曾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世界伊斯兰诗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德黑兰大学客座教授、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仑》主编、青海大昆仑书画院院长、青海省诗歌学会副会长、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等。主要作品有诗集《被神衹放逐的誓文》、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荒魂：在时间的河流中穿梭》、《耶路撒冷》、《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遥望：盛秋的麦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我的青铜塑像》、《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古栈道上的魂》、《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西部：我的绿色庄园》、《太阳，从驼峰上升起》、《阿克萨：登霄之夜》《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及享誉伊斯兰世界的《黄金诗篇》三十九字箴言等。
由于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庄严的史诗风格和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精神追求赢得广泛赞誉，而获得“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诗歌奖”、“首届土耳其突厥语国际诗歌联盟“吉哈德”国际诗歌奖”等等，并被誉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昆仑诗派”杰出代表、“中国当代神秘主义诗歌的开创者”、“《黄金诗篇》（三十九字箴言）诗歌之父及“精神圣徒’”、“与叙利亚裔诗人阿多尼斯被同称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双子星”、“撒拉族的郭沫若”或“撒拉族文学之父”等称号（张清华：《穿越与抵达，即“撒拉族的郭沫若—关于阿尔丁夫·翼人〈沉船〉及其长诗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24、第5期）。阿尔丁夫·翼人善于抒写宏大格局的长诗，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和神秘主义色彩，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赢得国内外诗歌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对此，阿尔丁夫·翼人自豪地宣称：“世界上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尤其是那些伟大史诗和不朽诗篇的问世，创作者无不感受到源于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和艺术灵感的启示。因为只有这种真挚善良、悲悯情怀和品德高尚之人，才有可能领悟到赐予他们创作伟大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最终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不朽诗篇，就像那些伟大而光辉的诗人：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歌德、雪莱、以及鲁米、聂鲁达、泰戈尔、惠特曼、TS·艾略特、奥克塔维奥·帕斯、中国的屈原等等，是他们唤起了我们对诗歌的热爱，激发出强烈的创作热情……”正如他所言，这个激情澎湃的诗人——“精神圣徒”阿尔丁夫·翼人——拥有与生俱来的诗歌天赋，二十来岁，即1989年，他在西北大学上学期间，就以长诗《沉船》一举成名。随后声名大噪，尤其在伊斯兰世界受到广泛关注。据伊朗、黎巴嫩、卡塔尔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当代神秘主义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与叙利亚裔诗人阿多尼斯被同称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双子星座”及“精神圣徒”。作品被誉为“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南方周末）、“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当代作家评论）、“高原上的诗魂”（文艺报）、“ 《沉船》：人类前行的精神简史”（光明日报）、“长诗《沉船》：民族精神史诗”（中国文化报）、“民族精神的诗歌化石”（青海日报）、“灵魂风暴中的诺亚方舟”（鸭绿江）、“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上海书城）、《杨炼：〈沉船〉：是我读到的中国当代最好的哀歌之一》（上海书城）、“《沉船》：荡气回肠的思想神曲”（天涯）、“《沉船》：中国当代文学长诗巅峰之作”（贵州毕节日报，阿尔丁夫·翼人访谈录）、“《沉船》：诗的哲学和哲学的诗”（《诗探索》）、“再现民族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生活史、心灵史的精神史诗”（文学报）、“《沉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启示录”、“《沉船》：诗性化哲学人类学词典”（中文学刋）、“《沉船》：为当代汉诗提供一种新的诗写向度与朝向的扛鼎之作”（北京文学）、“照亮世界的民族精神史诗，抑或神示的诗篇”（《星星诗刊》）、“《沉船》：个性化书写与史诗写作的典型案例”（《花城》）等。阿尔丁夫翼人的创作实践已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并深具当代特征。因其作品充满激情，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即“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长诗代表作之一的《沉船》和《神秘的光环》等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长诗巅峰之作”，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苏菲派神秘主义大诗人。”（杨炼：《我们相逢在历史哀歌的岸边》）其独特性在于：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创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文化写作”，他的作品既跨中、西文化，也跨汉族、少数民族文化，因而客观上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诗学范畴，甚至超越了我们一般的诗学认知，使他成为“当代诗歌的巨匠”之一。（温奉桥：《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
作品曾荣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新诗百年（1917——2017）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网络诗人奖”、“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奖”、“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四届青海省人民政府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奖、“《现代青年》杂志读者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十大优秀诗人奖”、”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首届土耳其突厥语国际诗歌联盟“吉哈德”国际诗歌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诗作被译成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马其顿语、阿拉伯语、韩语等几十种外文版出版。其中《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诗选》由二十三种外文版在国外出版发行。作品入选《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经典作品赏析·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选修课教材》、《中国新诗三百诗》、《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百年新诗经典解读》、《中国新诗百年百位世纪典藏》、《中国新诗创作与鉴赏·高校汉语言文学讲义》、历届（共七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代表诗人作品选》、“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获奖作品集《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诗选》、《世界诗人南非文化年礼赞》、伊朗首届国际诗歌节五十国世界穆斯林代表诗人诗选《世界诗歌之窗·五十位与会诗人诗选》、以色列第三十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作品集《世纪初吻：耶路撒冷》、《纽约、墨西哥、阿姆斯特丹、中国与会诗人诗选》、《世界的和平，新西兰的早晨》、《印度世界诗人与会诗人选集》、西班牙诗歌节与会诗人作品集《把你的微笑印在春天的额头上》等。自2010年起他曾先后应邀出席伊朗、美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印度、法国、德国、日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黎巴嫩、南非东开普省、新西兰、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阿联酋迪拜、沙迦、阿布扎比、香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诗歌节和国际诗歌论坛，并受到伊朗总统艾合麦迪·内贾德、乌干达女王、巴勒斯坦内阁总理埃雷卡特等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囯家的国王、总统和国家政要的亲切接见，接见时的美好瞬间给诗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2010年在“伊朗首届国际诗歌节”期间，受到时任伊朗总统艾哈麦迪·内贾德的亲切接见。当总统了解到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家乡青海撒拉尔珍藏有世界仅存的三本稀世珍宝千年《古兰经》手抄本之一，并依托这本《古兰经》手抄本，阿尔丁夫·翼人先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三十九字箴言”《黄金诗篇》时，总统的脸上充满了喜悦和期待。诗人随即分别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朗诵了这首《黄金诗篇》和另一首他到伊朗后草草写就的《致伊朗》的抒情诗篇，赢得总统和嘉宾们的阵阵掌声。总统先生高度称赞《黄金诗篇》，说它是“神示的诗篇，寥寥数语却传达出无尽的星空都遮蔽不住的神秘，她为诠释和赞颂千年《古兰经》，丰富世界伊斯兰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篇不朽之作……”此作一经问世，即口耳相传，享誉世界，从而被誉为“三十九字箴言”。众多专家、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纷纷评说《黄金诗篇》“三十九字箴言”。如旅居海外的国际诗人杨炼这样评价道：“阿尔丁夫·翼人先生的《黄金诗篇》，涵括古今，启迪未来。恰与世界期待的伊斯兰传统现代文化转形相吻合，其精神衔接可兰信仰本义，其美将真理与人直接相连，其力度字字如铸钟鼎。真叹为大观也！
2015年7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全国百位文化名家书阿尔丁夫·翼人诗作《黄金诗篇》书法作品展”为题隆重展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化报、南方周末、央视CCTV、香港卫视及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此次盛况，称它是“群贤毕至，名家荟萃，堪称空前壮举”；“全国三百余位书法大师、著名学者、文学大家同书《黄金诗篇》，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最顶尖的文化名流，真可谓‘诗’之‘黄金’”，中华文化之瑰宝，世界文化之遗产”（著名翻译家、出版家、评论家、诗人屠岸评语）。其中包括诺奖得主莫言，世界艺术大师丁绍光，著名音乐大家赵季平，书法大师沈鹏，著名文学大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连辑、肖云儒、雷涛等，朦胧诗代表人物：芒克、杨炼，当代著名大诗人：郑愁予、屠岸、洛夫、韩作荣、管管、吉狄马加、阿尔丁夫·翼人、欧阳江河、王久辛、西川等，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张同吾、傅天鸿（香港）、唐晓渡、温奉桥、何言宏、谭五昌、霍俊明、庄伟杰、吴投文、赵目珍、方文竹、晓川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丹曾、吴思敬、张清华、陈传席、王华祥、敬文东等，著名影视编导：芦苇、黄晓白、黄亚洲等，著名书法大家：钟明善、李铎、陈传席、韩天雍、曹福强、董戈翔、李中令、唐成礼、鸿锷、樊学礼、陈苇塘、尚兆杰、陈思翰、杨春轩、岳湘斌、张喜顺、李海观、王云、林锡纯等，日本汉学家竹内新，中国籍瑞典著名诗人李笠等三百余位文化名家参与并书写，集中展示了艺术家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名家风采；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一位中国当代诗人和百位艺术家们心心相印的心灵图景——诗歌与书法，交相辉映，向世界展示出了《黄金诗篇》不朽的艺术魅力。阿尔丁夫·翼人先生获奖无数，其中“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授奖词这样评价：“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富有信仰的灵魂，如血脉一样尊贵，他以三十年对诗歌的坚守与勤奋创作承袭了伟大的撒拉尔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他诗歌庞大的心灵气象里，我们能够感知他的赤诚与深厚的精神依托。他由此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是对生命信仰的提炼与锻造，他的诗歌形如预言，属于久远。由于阿尔丁夫·翼人重要的诗歌成就，特授予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
2013年他再次荣获“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授奖词评价指出：“无论在现代诗的主题，还是在现代诗性的创造上，阿尔丁夫·翼人都是卓越独异的探索者。他钟情于长诗，他的长诗犹如屹立的长城、流动的黄河，涌动着一个中国民族诗人身上的史诗血脉。他的诗歌浩瀚辽远，波谲云诡，通过整体的象征造成一种诗歌意象与意境上的神秘和尊贵，这使他的诗篇犹如面对人间的“神示”，散布着宗教般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此岸与彼岸。在阿尔丁夫·翼人那里，时间和空间、存在和哲理、生命和死亡、瞬间与永恒、自我与他者……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他的诗歌里，构成了一幅原始与现代、颓废与新生、激情与忧郁、敞开与内敛、明亮与灰暗……不同元素对抗着的充满张力的画面，至今充溢着罕见的诗歌热情。是的，他是一位足以令我们感到骄傲的诗人，但他更属于整个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