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人民法院持续推动治理高额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全国人大代表王安维建议：“彩礼不要超过工薪家庭承受，最高不应超过10万元，越是贫穷的地方彩礼越高。”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在采访中表明：“我关注到了高额彩礼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不是女性的错，不能归咎在她们身上。我希望大众能够理性对待这个问题。”
这两个有所关联，但又看似有些冲突的观点，到底说的什么意思？高彩礼应该归咎于谁？目前，主流的观点是，高额彩礼的根源不在女性，而在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代际经济压力、攀比文化、婚介机构牟利行为及传统父权结构的延续。将责任归咎于女性，是将系统性社会问题个体化、污名化的错误认知。
我国适婚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出约1752万人，男性在婚恋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推高彩礼作为“竞争性支付”的价格信号。男方父母为子代婚姻承担主要经济负担，形成“为儿子娶妻=为家庭尽责”的文化逻辑，彩礼成为代际财富转移的工具。从传统“礼仪性聘礼”演变为“婚姻资助”或“补偿机制”，部分农村地区将彩礼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成本的经济偿还，甚至成为家庭“养老保障”的预支。部分婚介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煽动攀比、制造焦虑，甚至参与“闪婚诈骗”等非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将其列为严惩对象。地方性攀比文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金额成为“面子资本”，低收入家庭为维持社会声誉被迫举债，形成“越穷越要高彩礼”的恶性循环。
民政部、妇联明确反对将责任归于女性，主张通过“红白理事会”“零彩礼示范家庭”“公益红娘”等基层自治机制推动移风易俗。社会学研究（如杨华、张朝华）指出，女性在彩礼议价中常处于“被动脱嵌”或“增权脱嵌”的结构性位置，其行为是制度压力下的策略性回应，而非主动索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强调“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将规制对象明确指向“婚介机构”“组织诈骗”“父母过度索要”等行为，而非女方本人。
将彩礼问题归责于女性，实质是性别歧视的再生产。它掩盖了男性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权结构对女性身体与婚姻的物化，以及社会对“女性价值=彩礼金额”的扭曲认知。张凯丽委员所言“这不是女性的错”，正是对这一认知谬误的有力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