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以至南北两朝，社会板荡，生灵涂炭，近四百年。佛教向往极乐，厌离此世，大兴于国中。彼时士大夫以作达为高，儒家名教自魏晋就备受冲击，流风所及，日渐式微。佛教终于在唐代成为民间及上层社会的文化主流。
儒家的全部关注都在于“此世”，讲入世，讲经世致用，讲修齐治平。只有“此岸”没有“彼岸”，从来没有在乎过穹顶之外的世界。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而释家以此生为虚妄，“三界为一心”，有情众生执迷于此，生灭轮回，难脱六道。不过是梦幻泡影，一心所造。佛教传播越深入，越赢得人心，儒家面临的信仰危机就越深。（好比人费心尽力，整理笔记背要点，结果旁边一人看了半天，幽幽一句，考试根本不考这些，何其沮丧。）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他。”（《二程遗书》卷二）禅宗佛理大行其道，儒学才士怅恨隐忧一览无遗。
面对禅风挑战，源起唐代的宋明理学（中古新儒学）应运而生。如何化解这场学术或信仰危机？儒家只有守护了人世间的意义，自己关于人伦世务的努力才不至于白费。直接的方法有：寻找证据证明“此世”并未虚妄幻象；证明佛教三界六道、十法界的理论为非，“此世”为唯一之存在；创建一套新宇宙观，搭建自己的“彼岸”世界。归根结底，就是为儒家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将此世“坐实”。前贤们选择了最后一项，发明了“天理”世界。
《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理学领袖将人道与天理相对应，儒家顺天而行，天理不易，人道亦不易。“天理”作为一个无需证明、不存在争议的价值（甚至是至高至大、终极权威的价值），由此衍生出的儒家价值体系，也就有了动摇不得的支撑意义。“天理”即为儒家人伦经济存在的基础、价值的源泉，所有立论的可能正在此。可以说新儒家抬出“天”、“天理”，为自己背书（endorsement）。
黄宗羲《明儒学案》讲程朱理学一派，“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这种对应关系显明无疑。将儒家的心性说与形而上的“天理”呼应，终于将儒家原本着眼实践、规范约束、教导式的“人间秩序”学问，理论化、哲学化（甚至有一点点宗教化的意味）。
理解了这种对应，再看王阳明“良知即天理”“天理之良知”的命题：“天理”“良知”并非等同的关系，两者实为对应的关系。在天之为理，在人之为性，而“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性无不善， 故知无不良。”“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传习录·又答陆原静书》）
若以“对应”为关键词再往下看，新儒家抬出的“天理”与西方的“上帝”，概念上也有相似之处。《朱子语类》卷一，“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朱熹不能接受西方上帝、造物主观念，但“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故举“理”以应之。简单讲，宋明理学为儒学提供了宇宙论和本体论，弥补了孔夫子“性与天道”的部分。
二程兄弟言“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朱熹“（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均出《朱子语类》卷一）由此以观，理学家所言“天地”“理”者，作为终极的概念，价值的源泉，并没有特别功能。其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容纳万物、现实世界的空间，一个言说成为可能的基础和平台，一个逻辑上的架构，统辖了一切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天/天地”“理”只具有逻辑学上的意义。类似的表述可以在《道德经》二十五章找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当一个唯物主义者明晓“天”、“道”作为逻辑学概念、作为言说的框架之后，问天求道、穷本溯源意义也就不大了。关注蕴于万物之“德”，此间的人心人欲，经伦世务，方为正途。这又回归到孔子，回归到儒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起点。
2016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