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的围攻

父母和孩子有时候会一种悲剧的方式一起陷入困境，从美好的意愿中产生了灾难。
主观所想的合乎逻辑的教育措施，引发了荒唐的结果 ，主观所想的合乎逻辑的教育措施引发了荒唐的结果。

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其互动规则和交际规则都在进行着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孩子的行为及安康的责任就从父母的手里转移到了孩子自己身上。

这与社会赋予他们的不同角色期待是相符的。

成长所带来的身份转变，既需要关心的未成年，

转变为自己负责和独立自主，与法律的规定或选举权的获得，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感觉不同，不会一夜之间就实现。

那些拥有处于青少年期的孩子的家庭，几乎是被迫经历了一个缓慢，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的阶段。

孩子们要求享有自由和成年人的特权，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父母一方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把孩子的责任拱手交出 。

作为把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视为教育目标的好家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愿意剥夺孩子自己来体验的自由。
因此他们总是来回纠结，孩子们同样也很矛盾。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虽然满心期待着长大成人，但是他们还是很享受“妈妈旅店”里的关心照顾 。
在这个正常的发展阶段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会产生冲突，而且要持续数年的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父母进行干预的界限不断被更新。
利用蚕丝战术，孩子通过斗争最终被认可为成年人，同时父母也从监管机照顾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对于这种状态的改变两方面都必须付出代价，孩子必须得进一步放弃享受与孩子身份相连的关心照顾，
同时要承担起对自己生活生存的责任，父母也必须放弃“孩子需要他们”的感觉，以及那种“自己对于孩子的生活而言很重要”的感觉 。
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让自己去适应变化了的关系格局。

渐渐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由成人与孩子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转变为成人之间的对称关系。

在这一过程开始和结束阶段，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来确定彼此的互动和交际。

在这个过渡阶段最终完成之前，一般来说都会存在着不清不楚和不明不白，

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一种游戏规则 。

如果精神科医生进入到了游戏中来，并且给出了他的诊断，那么就会存在着这样的风险，
那个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会被慢性化 。

当孩子要面对那些一般而言只对成年人提出来的要求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生病的家庭成员，就能够用一种堂而皇之的方式把这些要求给避开。

如果他发出信号，说他很痛苦，不能承受压力，而且在考虑去卧轨。

那么父母和兄弟姐妹就会迅速忘了自己的要求，只要他要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就不会拒绝。

如果他们拒绝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于心不安，就会有负罪感。

一个好的家庭也正是以此为特征的家庭成员能够互相信任，谁生病了谁就能要求别人的关心照顾。

所以诊断的作用就是父母和健康的兄弟姐妹们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后，

病人就可以长时间的处于青少年期，与他的生理年龄完全不相干 。

然而，这种关系与青少年期里经典的父母子女关系却有所不同。

在正常的青少年期关系中，还是要想享受父母的关心照顾，通常来说，他们就必须得付出个人自由被限制的代价 。

这个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帮助他们或早或晚，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

既“孩子的依赖愿望”和“成人的自主愿望”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独立的决定 。

而诊断拥有者的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他不需要做出决定。
他可以同时生活在两个方面，既依赖又独立。
如果他被看成是一个有帮助需求的孩子，那么他就可以指出他的年龄，并且义正严辞地要求享有成年人的权利。
如果他提出的要求是针对那些被真正当做成年人来对待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的要求，那么他就会指出他的生病状态。
因为大家无法客观的进行评价，什么时候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他。
所以他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诊断赋予了他决定的权利。他可以决定在家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实际上赢得了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的权利。
而这是他作为一个健康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他以及他家庭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往往就是青少年期的慢性化 。

如果家里的某个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病，那么这个家庭几乎总是要被迫陷入一个逻辑上的圈套。

对它的特点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坚决要求病人请他尽快地“独立”和“自主”，

他遵循着这样的指示，不去做那些要求他做的事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的“自主”。

这就是说，他保留着依赖的角色，却借此来证明他的不依赖。

所有的一切揭示了一个奇特的‘结’，一个经典的悖论，治疗的难处就在于要把这个悖论给打破。

正是这个悖论，总是不断地导致家庭成员以及治疗师好心好意的行动，反而具有了慢性化的功能 。

那些以社会精神病学为导向的治疗师们，特别倾向于要帮助病人，帮助病人离开父母，并且变得独立。
他们号召父母要放开他们的孩子，就让孩子“变为成年人”。
为了能够加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病人被塞进了看护院，有时候甚至完全禁止与父母的联系。
病人的父母和亲属也准备着要为病人的独立进行更大的投入，他们经常把空间上的距离与心理上的界限互为一谈。
所以在某些富裕的家庭里，为病人购买一套单人住宅成为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 。
此类由“健康的人理解” 所操纵的治疗措施的成功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就在于，对于父母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按照治疗师所要求的那样，来放弃他们的关心。
照顾与承担责任的角色，当“孩子”的近况足够糟糕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让自己置身度外。
他们让自己重新承担起责任，并继续关心孩子。
谁又真想要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变得不幸 或者甚至自杀呢？
因此病人最后总是能够重新把控制父母的行为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 。

如果治疗师对当事人既要说一些正面的话，又要说一些负面的话，从正面的话开始总是要更好一些。

大多数人一下子变得很好奇，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了一些好话，与用一些批评意见立刻把他们吓到相比，好话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开放。

也更加愿意认同别人所表达的观点，如果治疗师用负面的观点来开始他的评论，那么就存在着这样的风险，

几秒钟之后，他们的听众就会把耳朵给堵上，即使后来再对他们致以认可和尊敬，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听得进去了 。

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代价，没有什么东西是白来的。
但是人们可以在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不同代价之间进行选择 。
那些情感联系非常紧密的家庭，独立必须要透过斗争才能获得，独立不是别人赠予的 。
可以想一想东方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独立都是透过斗争取得的， 绝大多数的独立都必须是透过斗争才能得来的 。

一般情况下，阻碍父母及家属对孩子放手的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没有尽到责任和没有承担关心的义务 。

从系统式的治疗角度看，只有很少的治疗奇迹会发生。

根据经验，富有戏剧性的改变，确实通过一次单次的会谈就完全能够引发。
但是如果想把改变恒久地固定下来，那就需要在治疗上陪伴这个家庭较长的一段时间（根据经验是一年半到两年）。
之所以要这样，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原来的那个存在了很多年的互动规则及交际规则就会再度被使用，
家里人就会忘记他们曾经是此类奇迹的见证者，然后就会让自己重新去适应那个传统的生病景象。
他们需要一位社会认可的专家的陪伴，这位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外界的固定点，
可以确保家里人会坚持使用不一样得看问题的方式和交往的方式，
会谈可以在较长时间间隔上进行（一个季度到半年），但重要的是治疗师作为那个执意希望改变的代表，可以供他们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