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政治上进行了自我整合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终于释放出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竞争优势，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从1978年开始，直到20132014年，除了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始终保持着8%到10%的快速增长速度，这就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奇迹”。
1.1、过去对于这种奇迹的解释是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要素的价格便宜，这对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80年代高多了，发展速度并没有下降，甚至制造业发展的速度比80年代还要更快。而中国正是在21世纪才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就没法用要素的价格来解释了。有学者提出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样的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
1.2、中国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原因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二是中国的土地财政的改变，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
崛起的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2.1、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一大特征是一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基本需求”不仅指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发展，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到基本需求，比如过去人们对移动电话没有需求，但今天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之前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但到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变了。
2.2、在大众化产品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得好，就成了王者。但它没想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走向了终点。当它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产品又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根本不会坏，人们更新换代的需求就很低，产品就无法再卖出去了。此时就必须让手机有新的，有趣的，能带来新体验的功能，才能在创新时代活下去。
2.3、但后来即使诺基亚也发布了智能手机，也还是在几年之后轰然倒塌。诺基亚的人说，在智能手机刚出现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意味着它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而苹果公司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3.1、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有效率，根本接不到活儿。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上产品上，对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变了，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因此有了第二个要求，承包方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一定有能力迅速转型。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3.2、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的外包，是因为中国实现了弹性与效率的统一。这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和效率两个要求放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处理。具体而言，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如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子生产其中的一节，这就专业化到了极致。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且配套关系会不断的重组。
3.3、上游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的运转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的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转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效率和弹性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
4.1、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供应链网络要发展起来，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内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同一时间的成长这点很重要，否则难形成网络。即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企业进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成长不起来。
4.2、在经济史中看到通常的历史节奏，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因为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所以城市对于财政的需求也远高于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城市就没有相应的财政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但是中国偏偏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是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的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新发展起来了。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了世界订单。
5.1、1994年之前的财政制度叫包干制，即地方政府每年给中央上缴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包干制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的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中迅速突破出来。
5.2、但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的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致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1993年中央收入占比全国收入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手上也没有钱。为此1994年推行分税制，把不同的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是地方税。这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于占比就从约20%上升到约60%，中央把钱从地方的口袋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5.3、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的口袋里，现在得等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需各种投资来实现，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被中央收走了。这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土地财政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5.4、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做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尽成效，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6.1、但光有城市化有开发区，没有足够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在只有几个县搞土地财政时，大家都相信能招来工业能力进去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这，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6.2、此时出现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上一块了，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了中国。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的，自发成长起来的，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6.3、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成长分布式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候中国加入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来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综上：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2018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