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13年、14年的时候，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中国保持着8%到10%，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奇迹”。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80年年代高多了，甚至制造业发展的速度比80年代还要更快了，而中国正是21世纪之初，才成为“世界工厂”的。这就没法用要素价格来解释了。有学者提出，正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个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创造业的大规模外包；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中国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水平。

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基本需求”不仅仅是指你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发展，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到基本需求。比如，在过去，人们对移动电话没有需求，但今天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基本需求之一。在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能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

但是等到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变了。过去二十年来手机行业的发展，就能看到这种变化。在大众化产品的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得好，就成了王者。但是诺基亚没想到，它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地走向了终点。当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你的产品又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根本不会坏，人们更新换代的需求就很低，产品就无法再卖出去了。到了这时，手机要还想卖得出去的话，就必须有新的、有趣的、能带来新体验的功能。

也就是说，手机领域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谁能够创新才能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更好地活下去。诺基亚也发布了智能手机，但还是在短短几年后轰然倒塌。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的产品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而勇敢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创新。

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效率根本接不到活。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产品上，对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一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所以又有第二个要求，就是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以便有能力迅速转型。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但如果不专业化，生效效率就不够高，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订单。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需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处理。具体来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

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供应链网络要发展起来，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如果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自己先建起来了，等二十年，其他配套企业才逐渐成长起来，那第一家企业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样的建设节奏，是无法组合成一个供应链网络的。如果这么多企业必须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前提是必须要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的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有企业进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长不起来。

开发区的建设也算是广义的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然而看一下经济史就会发现，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而不能反过来。因为城市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所以城市对于财政的需求远高于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城市便支撑不了相应的财政能力，提供不了所需的公共服务，所以通常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了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先发展起来了。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二个关键改变，恰恰就来自中国土地财政改革。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制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这套财政制度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中迅速突破出来。但是中央完全没想到，地方活力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至于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个是巨大的变化。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但仅有城市化和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料，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为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其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