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凭什么特立独行？
亲人离世，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们的离开，意味着这世上和你有过亲密联系的人又少了，而且永远都不会回来，所以我们普遍会因为这种联系的丧失而悲伤，并且相信，这种悲伤是必须的。莫尔索应当也保有这样的情绪，更何况这个人是他的母亲，他应当、起码应当表现得悲伤一点、痛苦一些——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所希望他做的。但是他没有。
对他而言，为母亲守灵的那一天只不过是这样的几个意象：“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民，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床睡上12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
养老院的朋友会为自己的母亲悲痛到泪水大滴大滴地在脸上流淌，作为儿子的莫尔索能想到的，却只是一系列琐事和将要上床睡觉的快乐。在母亲的灵前，他抽烟、喝咖啡。他的心里没有死者为尊，只有自己舒服就行，顺遂了自己内心就行。
莫尔索的生活是随性的。母亲去世以后，他不悲伤，按照应有的程序送葬之后，他就完全投入了自己的生活。读完第一天的选段，我曾试着不去批评他淡漠态度，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认为这一切是荒唐的，一个人活到这样的地步，的确是超脱了社会规范的一切准则，在这一点上，他是挑战者，他是局外人。可这也是无情。
而现在，我突然觉得，其实他活的才是生活，因为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人可以左右他，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只有他自己可以把握人生。
挺了不起的。
他可以随着自己心情去抚摸一个还不是他女友的女人，他可以在大街上欣赏黄昏的景色，他可以和一个陌生人去吃香肠喝酒以逃避晚上自己做饭。加缪的语言是平淡的，没有太强的起伏性，所谓“局外人”在这种语言里也就显得更加“局外”。可相比第一章，他的所作所为令我厌恶不起来了。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厌恶他的，他活着没有为别人活，如果我的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我可能会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即便你的这位朋友未来可能会是个悲剧的结尾。
莫尔索算得上一个佛系青年了吗？“随便、可以、我都行”再加上个“这无关紧要”，真的是相当佛系。
女朋友问他爱不爱她，他觉得不爱，但是如果女友执着地想要结婚，那也可以结婚，反正都行；雷蒙惩罚自己的情妇，在警察离开后，雷蒙要求他以后给他作假证，他也答应，觉得做不做都行；老板委派给他这样一个普通的雇工去巴黎工作的机会，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不管是外出，还是就像现在这样生活，也都行。而且他宁愿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他无法理解老头对于丢了一条狗这件事的悲伤，但是老头的眼泪也唤起了他对于妈妈的回忆。文中出现这样一段话：“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不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这段话可以当成全书的中心思想了。看淡一切，就是成为局外人的关键点。
“确实不错，他妻子跟玛丽已经在说说笑笑了。这时，我萌生出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读到这里，我似乎为莫尔索感到了一丝欣慰。显然，他们几个人在海边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马松的妻子做饭也很棒，莫尔索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朋友夫妻间的感情，自己也萌生了和玛丽结婚的念头。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称之为“正常人”的，那么莫尔索的生活就越来越贴近我们所谓的“正常标准”了。
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肯定就没有我们的“局外人”了。海滩边的枪声，枪口的蓝色烟火，把一切故事都扭向了最最悲剧的那一路。
莫尔索沾上人命官司了。我想，全剧也就发展到了最经典的桥段。
律师说“请您理解，我实在不便启齿询问此事，但事关重要。如果我做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读到这里，我最初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的。的确，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人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毫无悲伤之意，我们自己就会在潜意识里多多少少认为这个人不值得信任，或者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我反复读了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切的确荒唐：“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
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我们会把你的品格当作衡量你是否犯罪的一项标准。
莫尔索对此的回应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是律师不这么认为，他为此而不高兴。当一位精通法律的人因为这种事情而觉得对当事人不利的时候，说明一切都可能糟糕起来。显然，莫尔索并不打算撤回自己原本坚持的态度，这就为他的悲剧命运奠下基调了。
接下来，莫尔索和预审法官的对话，更是显示出了他与“常人”的不同。预审法官所希望莫尔索回答的问题，莫尔索的回答基本都是不符合其套路的，甚至是记录的书记员打字的节奏都被莫尔索打乱了——我猜那双打习惯了相同言辞的手已经不适应这位“局外人”了。在关于为何要“连开五枪”“要朝尸体开四枪”的问题上，莫尔索与预审法官更是出现了巨大的分歧，预审法官信仰基督教，在他眼中，人在死后自有上帝去饶恕他，莫尔索的行为是背离其教义的。显而易见，莫尔索的行为甚至触怒了法官，于是每次法官见过他离开时都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莫尔索带走。
莫尔索被投入监狱，他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重复着相同的事情，用消磨时间的方式等待。我突然开始同情铁窗内的他，其实，他又有什么错呢？他的生活是随性的，他的感受是真诚的，甚至带着一份浅浅的美感。加缪是这样写的：“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
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脱离社会的；但在脱离了之后，他们会因为这份脱离，而被社会吞噬。这就是莫尔索的命运。
审判是从记者的这番话开始的：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夏天是报纸的淡季，所以莫尔索就应当被媒体当做炒作用的素材。记者的一席话，让这桩案子的夸大发生与进行显得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却又无能为力地合理。
可想而知，这次审判该有多么的不公。
莫尔索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人，或者我们把他们叫做是“看客”：“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他不知道，这些人将会在不久之后因为他在妈妈的葬礼上“不想见妈妈的遗容，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而出离的愤怒，检察官会带着嘲讽的目光看他，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会因为他的行为在心中倾倒公平正义的天平。
悲剧性的结尾就这么产生了，通过不停地传讯证人，通过主观的判断和分析，检察官得出了“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样的结论，而恰恰在那之前，法庭向群众宣布“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
这真是本书给现代社会的一个天大的讽刺。
在所谓的法庭上，法律竟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法律无法作为定不定罪的依据，但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检察官的主观臆断也可以——就因为他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因为在母亲的灵柩旁喝咖啡吸烟，因为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和女友约会，这些行为，没错，通过一个人的行为而不依靠所谓法律就能定一个人的罪，原来审判只是一场绞死讨厌鬼的运动，原来法律只是一纸空文。
自由只是空话，法治也是空话。人们永远只是喜欢那些和自己相像的人，他们不允许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出现。乌合之众们善于伪装，即便伪装到劳累不堪也在所不辞，但是如果此刻出现了一个不去伪装、听从内心活得真实的人，大众们只会想同化他，一旦同化不了那就消灭他。这种畸形的憎恨来自于可怕又可笑的不平衡：“我们都装的很累，你凭什么不装，你凭什么不累”？于是不装的人死了，大家都开心了。
加缪借莫尔索之口，控诉了这所有的一切。小说的最后章节里有过这样的语言，写得可谓字字泣血：
“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对我即将来到的死亡，都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没有干过那，我做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以后呢？似乎我过去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我也许会被判无罪的黎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
莫尔索他，从来就不曾局外。因为残忍对待过他的那些人，那些方式，现在依旧在我们的身旁活跃地跳动。
他只是一个悲壮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