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国祭之礼缅怀遇难同胞,是为了守护不能忘却的记忆,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意志坚如磐石。以史为鉴,在历史痛感中砥砺前行;唯有自强,方可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昨天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起床后看到新闻才想起来。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对于无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容易忘记,哪怕人家付出了生命!
其实,这种集体健忘现象也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阿龙森效应”(Aronson Effect)来解释,它的通俗表达方式是:我们不容易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好,相反,我们却总难忘怀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下午和一位学员聊天,说到了日军在南京、在中国的暴行,并由此关联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问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多数人会失去反抗能力而任人宰割?”
她毫无犹豫地回答:“过度社会化!”而且,还补充说这是我曾经在课堂上讲过的。
我哭笑不得。
的确,在讲到普通心理学的“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时,我曾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化”概念予以解释,其中就提到一个台湾老兵——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的慨叹:
我们可能永远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二千人去屠杀!二千人,像猪一样任凭五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虽然那五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但是那二千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
可是他们没有。据某个幸存者口述,他曾经怂恿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可惜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为什么会如此?一般人给出的结论是:
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虽然两千人肯拼命肯定能赢,但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肯定会死。所以他们聪明地独善其身,把希望寄托在有其他人第一个冲上去。可惜的是,大家都是聪明人,没有蠢材,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猪一样任凭屠杀。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聪明人,但是聚在一起却只是一群聪明的猪。一群砍刀挥下会伸长脖子,子弹打来会挺起胸膛,即将被屠戮还会在临死前掩埋同伴的尸体,并为自己挖好坟墓的聪明的猪!
其实,我在讲课时的确也曾说过,这就是“过度社会化”的结果:两千人全部被杀是无所谓的,不能接受的是先冲出来搏斗的人死了,其他人活着!——可能是“不患寡,患不均”,怕“枪打出头鸟”作祟吧?
再问她:“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心理学解释呢?”
她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又想到了“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是心理学家从一起凶杀案中得出了结论,那个被杀的女孩叫基蒂·吉诺维斯,时间是1964年3月13日凌晨,地点在美国纽约的克尤公园:整个袭击过程持续了35分钟,期间凶手对受害人断续实施了三次暴行;案发当时,有38名目击者,却都未对受害者提供任何援助,甚至没有打电话报警;直到凶手逃离现场,才有一人拿起话筒拨打了911。
人(性)就(都)是这样!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犹太人面对法西斯的屠刀,其表现和中国人没有本质区别。
问那位学员:“如果您在现场,会怎么做?”
她笑笑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才是最真诚的答案。因为,当身临其境“时”具体怎么做,当事人其实无法在境“外”来回答。但我相信,如果知道了这些心理学效应,会更有可能比不知道时做的更好一些。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对于此类见死不救、群体失忆等现象,心理知识的普及要比道德谴责更有价值一些。
附: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
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