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年,像是很慢,又像是霎时间就过去了。
两年前,我住在理想的玻璃房子里。那时,我以为学问是光,只要追着光跑,尘世的泥泞便溅不到身上。我的世界里充满了像康德、萨特那样的任务,还有那些构建在纸上的乌托邦。我热衷于在旧书摊淘一册发黄的哲学论,在深夜与友人争辩一个宏大的概念,觉得真理的轮廓就在那些激昂的言语间,渐渐清晰。那时的快乐是透明的,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清脆响声,仿佛伸出手,就能握住整个世界的意义。
后来,那玻璃房子是怎么出现第一道裂痕的,我已记不清了。许是某次熬夜啃读的典籍,最终只换来一个轻飘飘的分数;许是发现自己深信不疑的理论,在现实的粗粝墙壁上撞得粉碎。光,依然在那里,却忽然显得苍白,照不亮脚下具体而微的坑洼。理想开始变得沉重,不再是翅膀,而像一件浸了水的大衣,拖着我往下坠落。
于是,我沉寂下来。我不再争辩,不再急切地表达。我将自己藏进言语的缝隙里,藏进人群的边缘里。那段日子,像南方的梅雨季,空气里满是黏稠的、无处可去的湿意。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痛苦,只是一种广大的、无力的疲惫。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子绿了又黄,心里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热闹是他们的,我好像只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连自己的崩溃,都是默然无声的。
真正的崩溃,往往不是山呼海啸,而是心底某处承重墙的悄然瓦解。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傍晚,我对着电脑屏幕上怎么也理不清的文献,忽然就流下泪来。没有啜泣,只是眼泪自顾自地淌下来,冰凉地挂在脸颊上。那一刻,我清楚地听见内心那座华丽而虚浮的宫殿,轰然倒塌的声音。它没有扬起多少尘土,只是静静地碎成一地瓦砾。
如今,我站在废墟上,倒觉得天地宽阔了许多。
我不再执着于建造空中楼阁。我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一份实习工作的前景,关心父母身体的近况。我读的书,渐渐从云端落到了地上,历史、经济、乃至一门具体的手艺。我学会了不再用“意义”来苛责每一件事,而是试着在“有用”与“有趣”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理想从一个光芒万丈的神祇,变成了一个可以并肩行走的、沉默的普通朋友。我们不再时时谈论它,但我知道它还在。
前几天下过雨,我走在路上,小心地避开那些水洼。水洼里倒映着被楼房切割过的天空,并不完整,却有了一种朴素的、真实的美。我去菜市场买了一颗新鲜的卷心菜,盘算着晚上是做清炒还是醋溜。风迎面吹来,带着泥土的气息。
这日子,淡淡的,却好像有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