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姓马，因为长得精廋精廋的，村里有好事的人给他起了个“马猴”的绰号。当然，每回碰着了，我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他表爷的。
记忆里，他一直很能干，个头不高，却把一辆二八自行车骑得虎虎生风。他当队长的时候，每回开会，提前在队里转上一圈：“开会咯!晚上要开会咯!”声音洪亮，底气很足。在那时的乡下，能当上队长的人，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识字儿，即使有人记工分，他要也会看。一个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乡里乡亲的，为了挖地起纠纷的，为了田畈浇水起争执的，都要找老队长出面调节。
老队长的儿子外出打工，老队长夫妇负责领着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大孙女和我同班，小时也一起去她家玩。老队长的家并不算殷实，但也还算过得去。陈旧的屋子里家具倒是不缺，样样全乎乎的。每次去，老队长都在外忙，老伴儿都在屋子里洗衣做饭。三个孩子都相差了几岁，也都是上学的年龄。不知两位老人费了多少工夫，才把他们拉扯大。
后来，大孙女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孩子们也大了，老队长夫妇俩却也都老了。国家改了政策，农民也不需要做大量的集体活了，也不需要挣工分，也不需要交皇粮了。农民的负担轻了，日子也好过多了。生产队里的事情一下子少了很多，除非有农忙前需要修整沟渠之类的一些事情，老队长也很少在队里吆喝着开会了。
读高三那年元旦晚会，我和班里两个男同学演赵本山的小品《心病》。为了借到赵本山的解放帽，我们煞费苦心。后来，我忽然想起，老队长常戴，担心他不借，便央求母亲去。但是，和善的老队长欣然应允。那次演出，我们的小品得了一等奖，老队长的帽子功不可没。虽然没有任何物质奖励，我们都很开心。我去还帽子的时候，一个劲地感谢老队长，他却乐呵呵地：“借个帽子没有啥说的。”
有年国庆回家的时候，跟母亲在菜园子干活。菜园子挨着田畈，因为长期在外，我又特别喜欢故乡的景色，所以跟母亲说话的空档，总是溜出去拍拍秋天的稻田。稻子都收好了，只剩下一节节的稻茬。有些田湿气比较重，仅剩的稻茬里又抽出一缕缕新绿来，煞是好看。站在空旷的田里，望着远方的树林、山丘，稻草的香气随风飘过来。
那个时节，田畈里大多是没有人的，造访的多半是前来觅食的鸭子，摇摇晃晃的，憨态可掬。还有不知谁家的老水牛，扯了长长的绳子，打个简易的桩，拴在田里，老水牛怡然自得地卧在田里休息，嘴巴里不停地嚼啊嚼。
忽然，背后传来一大群鸭子的嘎嘎声。我转过身，看见老队长拿了根长竹竿，在几百只鸭子背后，“呦呵呦呵”地赶着。看到我，他乐呵呵地：“梅子，放假回来啦？”我也笑着回应：“是呢，表爷放鸭子咧。”“鸭子在田畈里跑跑，爱长秤。”他扬了扬长竹竿，任鸭子在田畈里欢快地琢食，自己找了块稍微干爽些的地方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看着嘎嘎的鸭子，脸上全是满足。我正好拿了相机，赶紧给他拍了一张。乡下人哪有机会玩相机呢，看着我的镜头，他也不回避，笑呵呵地，一脸的慈爱。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见到老队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偶然有一次，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老队长走了。我听了，内心像被什么击中一样，有难言的痛。再后来，我总能隔三差五地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个熟悉的人走了，那个熟悉的人走了，心里涌上一层层无法言说的悲凉。
这世上，很多事，很多人，是经不起回忆的。想起，便觉得无限的伤感。我宁愿信了那句话，“我们只不过隔了一段距离，在各自的世界里安好。”真的很怀念我的老队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