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虽文人们总慷概激昂地宣说“活着是为了死”，但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让绝大部分人避讳谈论死亡，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4年前第一次动起用自己经历去帮助身处相似情境人们的念头，却迟迟未能动笔，动笔多时未能完工。也许因为害怕提到的一些情节会勾起内心沉重难过的回忆，在叙述的过程中也确实多次满脸泪水不得不中断写作。但每每看到身边的亲友面对至亲重病或离世时如此彷徨无助，回想妈妈临终后多少晚自己默默地刷微博、百度去找同样亲人罹癌、癌症终末期“同病相怜”的人写的心路历程；想到当时好友母亲患癌后断绝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唯独相信我能理解她的处境能够感同身受。深知类似的经历与深夜痛哭过的苦楚恰似一把钥匙，唯用这把钥匙方能打开许多至亲离去后深陷悲哀无法自拔的心结。
谨以此文，记录当时母亲因病临终时我所经历、我所感受；希望对正在面对亲人、朋友甚至自己临终前困惑不安的人们有少许抚慰。
知情权与治疗决定权
2010年4月听到母亲癌症复发的消息时，我与妹妹都身处南半球，一个为了小日子在努力工作，一个在认真地攻读研究生课程，日子波澜不惊，倒也有滋有味。这个消息是曾经为妈妈主刀的医生托一个朋友辗转拿到我和妹妹的QQ告诉我们的，犹记得当时正准备出门会友，妹妹一脸严肃地冲出来和我说：“妈妈复发了，医生劝妈妈进行治疗，但妈妈不愿意去医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的眼泪不知怎么就哗啦啦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哽咽地电话推掉朋友的聚会，立马出城买机票准备几日后回国。回国见到妈妈前，最纠结的在于是否劝妈妈进医院治疗。每晚辗转难安，上网查了很多癌症复发的例子，有为了家人明明很痛苦却咬牙坚持的患者，有非常乐观积极分享自己治疗效果但记录却戛然而止的患者；然后上百度Google查询“库肯勃克瘤”（Krukenberg Tumor，原发灶在胃部的卵巢转移癌），多方验证这种转移癌预后极差。
回国见到妈妈的状态，倒是让我安心了不少。虽然消瘦，但精神极好，她怪责我工作中突然请假回国，埋怨她的朋友把这件事告诉我和妹妹，她乐呵呵地问，你看我这像是有病吗?老一辈的父母大抵都一样吧，只想让自己的子女有好的生活和未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和需要——谁不希望老来有儿女常伴身边呢？她又怎能对癌症复发这件事一点恐惧都没有？妈妈并没有告诉爸爸和她的兄弟姐妹，也许是她不希望自己身边有人总是提醒她“你病了，想活久点快点去医院吧”，一开始我想力劝她去住院治疗，但妈妈此时的状态，还有她“调养生息，与癌共存”的理念也让我心中升起希望；无论怎么说，总比化疗开刀放疗弄得奄奄一息、或者在众多关心中让自尊心重的她顶着无限的压力佯装没事要好吧？更何况库肯勃克瘤的预后如此悲观，治疗的意义并不大。于是，我和妹妹继续为妈妈保守着这个小秘密，只希望她能开开心心，也冀望上天能够眷恋妈妈，眷恋我们多一些。
当自己身边亲友患癌时，最让人纠结的莫过于是否告诉患者实情，帮助患者决定是否开刀，是否做化疗放疗，这是一件既让人恐惧，也让人揪心的事。我很“幸运”地不用在这个问题上抉择，因为妈妈在术后定期复查中发现了异样时医生便告诉了她实情；她也非常坚定地表态不去医院不做任何治疗，我并不想在这个阶段还和她过多地争执、强迫她去做不愿意的事情，因为心情如果不好，对病情反而有负面的影响。谁又能知道，化疗放疗后的生存时间是否长于不做任何治疗？谁又能保证，化疗放疗后的虚弱、难受、卧病在床会比即使短暂但是仍行动自若的生命更有意义？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死有知情权，对生存方式有选择权，对生活质量有话语权吧？于是这一次，我决定把权利全然保留给妈妈，支持她的任何抉择。我想，这便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的智慧所在。
情深说话未曾讲
2010年7月，尽最快速度辞职、收拾好行囊，坐飞机回到广州。即便回来前妈妈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话里劝我“你回来看过我啦，根本就没有事，你放心在那边工作吧”。还是坚决地回到广州，和妹妹商量好等她研究生毕业也尽快回来陪伴妈妈。爸爸不解我为啥丢下海外高薪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我骗他我想家了，“在那边又要工作又要做家务好累，回广州发展好点”。爸爸笑笑，“你这个懒丫头”。我不想今后自己后悔，在妈妈最需要我陪伴的时候缺席。
2010年下半年，陪妈妈去找相熟的裁缝把她最爱的几件旗袍的腰围放宽松了一些；有点惊慌，知道那是肿瘤变大了的信号。但看到妈妈精神状态和心情都很好，能吃能睡，偶尔我们牵着手在家附近逛逛，我像入职第一年一般撒娇让她帮我买衣服、买鞋子。说起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上交的家用，还远远不够妈妈每个月帮我添置的套装、高跟鞋的钱，妈妈哈哈一笑说，“你最会抛砖引玉了啊”。就这样，平静地从2010年走到了2011年年中。妈妈慢慢消瘦，唯独肚子越变越大。回家陪妈妈吃完晚饭，看到妈妈洗澡出来几乎只剩皮包着骨头，很累地坐下喘着粗气；问妈妈晚上休息好不好，她回答“还行，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她两只手的手指有点紧张不安地把玩着。又过了几天，妈妈让我帮她买个新床垫，说家里的床垫旧了，睡得背疼。当换了一张、两张床垫，妈妈依然说睡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劲，百度“癌症、背疼”两个关键词，映入眼帘的是怵目惊心的“骨转移、晚期”等字。再到后面，妈妈走几步路几乎也喘不上气了，脚肿得不行。我劝妈妈，“我们去医院吧，吸吸氧让自己舒服点也好啊，我们不会逼你做其他治疗的”。妈妈答应我考虑一下。她是那么恐惧到医院去，也许心里明白，这次进去，可能再无法出来了。
2011年7月，我上班时接到妈妈电话，“珊，我今天进医院调养一下，吸吸氧”。妈妈到这地步上还是很要面子，讲的时候是那么云淡风轻；就像当年妹妹在澳洲高考，妈妈发现胃癌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全家瞒着妹妹，一直到术后当妹妹听到妈妈朋友问讯不敢置信打电话来质问的时候，妈妈依旧鼓足了中气和她说“没有的事，你安心考试”。本想请假每天陪着妈妈，但她不同意，我想想，如果请假或辞职妈妈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救了，反而丧失了斗志。于是每天白天在科学城上班，晚上下班开车到盘福路市一，陪妈妈吃晚饭、说说话，帮她用手轻轻扫一扫背让她躺床上的时候背舒服一点，为妈妈打吊针打得青肿的手背涂上喜疗妥，、扶妈妈上床后拖着她的手看她闭上眼睛呼吸较为平稳了才离开医院。陪妈妈的时候不敢哭泣，强打精神微微笑着，我不清楚这种笑会比哭好看多少，只知道每天精疲力尽地晚上开车回家路上或者白天开车上班的途中，才敢放肆地流着眼泪宣泄内心已经到了顶点的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愈发虚弱。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还好这时候妹妹放假回到了广州，两姐妹有商有量，难过和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妈妈的卵巢肿瘤压迫到肾造成排便困难后做了姑息手术，随身挂着尿袋；陪床阿姨说妈妈晚上经常睡一下又坐起来，累了又躺下去，折腾个十几次，偶尔睡熟了好像梦到了什么可怕的妖魔鬼怪来抓走她，大叫着惊醒；喉咙开始生痰深深浅浅地不断咳嗽，有一天妈妈怔怔地注视着远方叹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麻烦了”；肿瘤到了后期发展到身上任何一个小口子，都会引起种植性转移鼓起一个包；妈妈的食欲也越来越差，她看着我外卖的烧鹅说闻起来好香啊，但是就连吃家人专门为她做的白切鸡、包的饺子都吃两口就干呕起来；每天输入一大包营养液，却同时因呼吸过于困难，在医生与她沟通后，同意微创抽腹水，每天排出满满一大袋黄色的液体；再到后来，大小便都失禁了。陪妈妈时偶尔会避免不知道说什么的尴尬故作轻松用口哨吹起歌来，她这时异常敏感“我病了你很开心吗，还吹口哨？”很委屈，但确实不知道怎么去和妈妈聊，和她打气说很快会好起来？那么假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死亡、有什么担忧、有什么想去做有什么地方想去的遗言式话题，我无法残忍地说出口去刺破妈妈心中可以出院的小希望，即使这已然是个在狂风中摇曳随时要破灭的泡沫。于是更多的时候，我带着电脑，看第二天开会的资料，加班打报告，用忙碌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伤感。还记得有一天，妈妈很虚弱地叹了一口气：“你最近很忙吗？为什么每次来都看电脑，不陪我多说说话”。听到这话，我很无奈，也非常难过。
一天下班后，我带上托好友在东北帮我买到的松子仁去医院剥给妈妈吃；只因某天妈妈看到电视里的松子后舔了下嘴唇，说了句“好久没吃松子了啊”。吃了几颗，妈妈摆摆手说不要了，和陪床阿姨一起用温水帮妈妈抹身、帮她换上干净的衣服。这时，管床医生叫家属到医生办公室一趟，我和爸爸、还有两位舅舅一起去医生办公室，留妹妹陪着妈妈。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今天抽血检测她的心肌酶非常高，有心梗的风险，建议装上生命体征监测。对了，请家属签署一下，有生命危险时是否进行创伤性抢救。提醒一下，晚期癌症病人骨头通常比较脆，很容易做心肺复苏按压或除颤时压断肋骨。。。。。。”后面的话我听不下去了，我跑回妈妈病房，握着妈妈温暖的手心才稍微安乐一点。“妈妈，医生建议装上生命体征监测的仪器噢，这样有什么不舒服医生立马可以知道”，我故作镇定地征求妈妈同意。看到妈妈鬓角头发有点乱，帮她把头发塞回耳朵后面，她看起来很疲倦，轻轻点点头。折返医生办公室，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舅舅们和医生讨论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力挽狂澜，再回到妈妈病房的时候，看到妈妈很平静地躺在床上睡觉，晚饭都还没吃。我挺欣慰的，难得看到她能睡得那么安稳，嘱咐陪床阿姨不要吵醒妈妈，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晚点再吃。大概睡了一两个小时吧，我和妹妹觉得不妥，想叫醒妈妈看看她喝不喝水或者饿不饿，没想到，妈妈虽然听到并很努力地想睁开眼睛看看我们，但只是翻了下眼白始终没能叫醒。按铃叫医生过来，打电话给刚到家没多久的爸爸让他立马回来，“我买到小米了，明天给你妈煲点小米粥”，我着急了，粗暴地打断他，“快点过来医院，妈妈昏迷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