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惠文王已无文侯、武侯之雄才锐志，江河日下，久不被用的商鞅，怀揣着先贤李悝的《法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寂寞三年
金子发光需要时间。商鞅入秦三年后，才通过内廷重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但是，商鞅应该没有浪费时间，这寂寞的三年正是最佳的思考时光。战国前期，各国都变革图强，李悝、吴起、商鞅是那个时代的“变法三剑客”。他们先后都曾在魏国工作，商鞅对于七十年前的李悝变法、二十年前的吴起变法是深入研究过的，可谓集变法之大成。
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行平粜之法，制定了《法经》，但在实施过程中着眼于对魏国治理体系的修修补补，着重推行发挥一时作用的具体措施，制度成果不多。吴起一生奔波，身负恶名，来到楚国，已是壮士暮年。他要辅佐楚悼王成就功业，也要向世人再次证明自己，于是剑走偏锋，祭出了“休克疗法”，在政治领域大刀阔斧，强力推进变革。吴起变法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积怨深重。楚悼王去世后，反对势力毫无顾忌地报复，吴起死于乱箭之下，轰轰烈烈的变法烟消云散，人法俱亡。
前车之鉴，相去不远，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商鞅的心中。有理想，但是不能理想化，如何为秦国量身打造变法图强的一揽子计划，商鞅没有停止思索。
谋定后动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两位热血青年走到了一起，三见三变，终于君臣相合，定强国之策，兴称霸之道。一番谈话，展望未来，他们虽然心潮澎湃，但是都保持着清醒头脑。秦国积弱，需要的是延续献公遗愿，进行彻底变革。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种阻力和困难必须考虑周全，不可能一战而定，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功成不必在我，但开创必须由我，要想变法成功，还需有变法之法，谋定而后动。
于是，那场著名的辩论开始了，这是一次火力侦察，也是一次宣传鼓动。正方选手商鞅，反方选手甘龙、杜挚，正方侃侃而谈，反方虽然不占上风，但未必心服口服。秦孝公和商鞅充分吸取吴起变法的教训，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充分吸取李悝变法的教训，适当时机一定要用制度固定变法成果，防止因人而变。此为变法之法，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与民得利，才能行之久。朝堂辩论之后，作为变法预热，《垦草令》颁布了，这是第一轮自下而上的变革。《垦草令》把农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围绕“草必垦”，以粮为纲，唯农是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富国的目的。远在战国时代，农业是第一产业，粮食是关键战略物资，《垦草令》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程度地结合在一起。民有利则喜，国有粮则稳，《垦草令》为下一步正式变法进行了全民预热。
三年而立
一晃三年，《垦草令》初现成效，变法的窗口期出现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拜为左庶长，更法令”，这是第一次正式变法，商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官方职务，左庶长。职务不高，但变法之势如火如荼。
新法内容丰富。其一，重新梳理了秦国社会治理体系，“令民为什伍”，连坐而治。其二，继续解放并刺激生产力，以法令鼓励民众“分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其三，利出一孔，唯有农战可得富贵，推崇公战，严禁私斗。其四，“明尊卑爵秩等级”，既开辟普通民众的富贵之路，也动了宗室贵族的奶酪，原来的宗室贵族不能吃老本，如果没有军功，无法“显荣”。新法虽严，但前景美好。要让普通民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最关键的是先让他们信法。徙木立信，一根笨木头发挥了巧作用，大家从“不明觉厉”到“喜大普奔”，撸起袖子种田去、参军去，一股由下而上的蓬勃伟力被催发出来。
二次变法
经过六年的培元固本，秦国散发出乳虎啸谷、鹰隼试翼的气场。变革要靠经济政策起步，要靠政治制度巩固。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开启二次变法，要蹚过改革的深水区。
接下来的三年中，秦国重大举措频出，真正的顶层设计浮出水面。孝公十二年，迁都，扩建咸阳城，把深度改革的阻力降到最小程度。孝公十三年，置县，全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县令、县丞；孝公十四年，税改，“初为赋”，加强中央政府财政控制权。
制度在增加，也在深化。第一次变法时候的柔性制度在第二次变法中固化为刚性制度。例如，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划界、均田，致力构建均衡充分发展的社会。为了法纪尊严，对于违法者的处罚毫不手软，秦孝公十四年，身为太子师傅的秦国宗室公子虔违法，“复犯约”，被处以劓刑。
相对于第一次变法，第二次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整合，真正加强秦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主导权，让秦国在战国竞争中取得了制度先发优势。变法的效果是明显的，秦国的迅速成长引起了周王室的关注。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国受到中原礼遇，开始高规格参与礼仪交往活动。
除了这些“虚名”，秦国更注重实利。国富则兵强，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抓住魏在马陵之战中大败于齐后国力虚弱的机会，由商鞅统兵伐魏，歼灭了魏国的公子卯兵团，迫使魏献出了河西之地，这是数代秦君朝思暮想的战略要地。
变法改革，总要触动旧有的利益。把压力降低到最小，把动力提升到最强，实现既定目标，不仅需要坚定的意志，也需要整体的谋划和精心的实施。商鞅变法，君臣同心，明变法之法，先经后政，蹄疾步稳，从容有序，终成秦国复兴基础。即使人事更迭，但秦法仍在，护佑秦国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