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具有超越于生命与爱情的价值与意义，那么自由为何物？我们每天都在用语言或者行动表达着我们对于自由本身的界定，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了我们诸多的有关自由的权利，甚至我们认为权利即是自由，而且，“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似乎也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今天的时代，恰恰可能是一个关于自由悖论的时代——自由在欢愉中被奴役。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者都表达了对于破坏自由的警惕。例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塑造了一个可怕的世界，这里有的是赤裸裸的奴役，毫无自由可言。一句“老大哥在看着你”让在自由中的人们毛骨悚然。有评论者认为，多读一份奥威尔，自由就多一份保证。
此外，赫胥黎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每个人都被改造过基因，从胎儿阶段就接受心理暗示，每天都在各种感官的快乐中放弃思考的能力。身在其中，人们无比的愉悦，却没有能力自由。
一直以来，我们更加警惕的是奥威尔所塑造的“1984”，然而，1984年过去，1994年过去，2004年过去，2014年也过去，奥威尔塑造的世界并没有降临人间，自由的各自飞入人们的窗户，人们欢呼雀跃，自由胜利了。自由、民主、宪政等这些令我目眩神迷的价值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专制的力量。
然而，《娱乐至死》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可能遗忘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人们失去自由、成功以及历史的可能不是“老大哥”，使人们渐渐爱上压迫的是那些令人眼醉神迷的工业技术。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憎恶的东西会毁坏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我们将会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一书中非常深刻的指出：电视这一媒介形式的出现，使得出版阅读时代的深度思考方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热闹的画面，紧张的戏剧冲突，令人神经放松的闹剧推崇备至，而人们在收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是不会进行深度思考的，这些节目的提供商也不会给观众以任何深度思考的机会。
事实上，《娱乐至死》的作者可能还未看到智能手机的时代的来临，否则他会更深刻的的认识到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已然意味着赫胥黎所塑造的“美丽新世界”降临人间。快餐式的消费蔚然成风，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中提到，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的欲望被现代炫目的科技无尽的激发出来。
我们正在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人不愿意再读书思考，头脑成了“跑马场”；人在海量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真理被湮没在无聊琐碎的事务中失去光泽；文化也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最终的后果就是，人们想自由而无能为力，这是一种自我的奴役，人正在变成一直快乐的猪，直至被宰杀。
这个时候，人类的自由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哲人曾言，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那么没有了思想的人呢？就只是一根一边玩手机一边傻笑的快乐的芦苇——无比愉悦，却没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