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个管理实验，简略说明了制度偏瘫症——不可能执行的制度。

戴天宇老师在某市挂职时，当地正好有一个城市广场落成并投入使用，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但时隔不久，广场管委会就发现，随地吐痰现象很多，搞得广场很不雅观，于是拟定了三种处罚方案：

（1）按照当地火车站的处罚标准，吐一口痰罚款5元；

（2）按照当地飞机场的处罚标准，吐一口痰罚款50元；

（3）学习香港、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吐一口痰重罚500元。

由于班子讨论时意见分歧很大，管委会主任便拿着方案来请示，但戴老师的回复是“不知道！”主任一愣：“您是专家，怎么会不知道？”

戴老师解释道：“我又不是胡半仙、贾大师，怎么会事先知道哪个方案效果好，哪个方案效果不好？这事不能想当然。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广场周边有三条步行街，你可以协调城管进驻，在三条街道上分别按三种处罚标准试行两周，再比较哪个方案的效果更好一些。”

试行两周后，结果出来了，出乎大家的意料，50元的效果最好。

罚款5元不足以吓阻吐痰。倒不是因为5块钱少，而是因为国人吐痰的水平世界一流，风驰电掣，眨眼就没影了，不抓现行不认账，逮个正着又很难，十次中能逮住一次就不错了，概率不到十分之一，而制度威慑效果=惩戒力度×抓获概率，这样算下来，每次违法成本其实只有五毛钱，所以有些人觉得吐了就吐了，没什么大不了。

罚款500元反而加剧了吐痰。据回来的城管队员报告，他们猫在墙角里，当看到有人张口准备吐痰时，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去，正好抓个现行，剩下的事就是开罚单了。对方明白过来后，也不辩解，而是耐心地等到罚单开完后，又是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两手一摆，嘿嘿一笑：“没钱，你能怎么着？把我抓进拘留所里，没那本事吧？哇咔，再吐一口，嘿嘿，逗你玩！”

经此一遭，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再也不在大会小会上，盲目地大谈特谈什么学习香港、新加坡的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了。

事实上，制度中往往都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数字”，譬如说罚款的金额、提成的系数、请假的时间等等，这些“数字”有个专门的名称——“制度控制参量”。制度控制参量可不是随随便便赋值的，更不能靠感觉、凭经验、拍脑门，而是需要严谨而细致的科学计算，否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由于控制参量决定着嵌入制度当中的“内在机制”怎样触发、何时触发，因而相当于“内在机制”的控制阀。如果制度的控制参量和内在机制设置不科学，即便强力推行，过程肯定别别扭扭，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我们再来看另一项“男女公用电话亭”的管理实验。

有一个管理学者，在德国、美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电话亭的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去违例；美国人见到后也会照办，但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则会灵活变通；而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如同虚设！

某些学者因此大发感慨：啧啧，国人素质如此低下，对规章制度如此漠视，缺乏敬畏之心，怪不得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如此落后了。

且慢！让我们继续做两个“头脑实验”，继续合理地推想一下：假若在繁华街区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贴上“男、女”二字，德国人、美国人还会遵章守法、循规蹈矩吗？假若在公共卫生间的两边门楣上分别标注“男、女”二字，中国人还会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吗？

“男女公用电话亭”的规定中国人不遵守，“男女厕所”的规定中国人会自觉遵守，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国人对制度合理性的要求更高，碰到那些“神经短路”的规定当然置之不理了。

对这一故事的反向诠释恰恰说明，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欧美人和中国人对“坏制度”的容忍底限和应对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顺着历史的脉络向前捋，不难发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的是“恶法亦法”，古中国哲学家墨子宣扬的是“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因而在中国，比制度更高的是仁义道德，是天理人情，一项制度出台，国人首先自己做裁判，判断制度是“好”是“坏”，然后再说执行不执行。如果制度“不仁义”，国人就会抵制，只是方式很特别——“钻空子”、“找漏洞”、“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太极功夫将制度的威力化解于无形。

所以在中国，制度的制定需要更高的水平，一项制度如果为众人藐视，执行不下去，需要面壁思过的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为什么不能制定出“精巧、灵动、自运行”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让人们愿意遵守、乐于遵守的制度呢？

这正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伦理、制度文化，脱离了这个国情，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制度，到了中国，往往会“皆不准”。而制度的伦理、文化、习俗等，与各项制度一起的总和，即“体制”。

管理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说到底，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利益，机制，体制。

管理制度设计的主旨，是要设计出‘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而制度能否自动执行，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否尊重了‘利益’？是否遵从了‘机制’？是否遵循了‘体制’？

利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本源的驱动力。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制度一旦脱离开利益，被羞辱的一定是制度，即便是基本的考勤制度，也要与奖罚、与利益挂钩，否则写入再多神圣口号，植入再多普世高调，也会如兔子尾巴——长不了。当然，利益追求，不能狭隘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包含情感追求、精神追求、知识追求等等在内的广义范畴，因而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集合。利益是制度设计所必须建基的物质基础。

机制，是企业能“活下来”且能“活下去”的内在机理。

是企业发展和运动变化的自身规律。机制是客观的、必然的东西，不管人们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在背后起作用，只要条件满足，就会产生“必然的动作”。人们可以认识它、发现它、利用它，将其作用机理引入到管理活动中，却不能创造它、修改它、废除它，机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把握的客观规律。

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制度的总和。

既包括各种正式制度，譬如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也包括各种非正式制度，譬如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大众化行为方式，还包括各种制度环境，譬如历史渊源、文化观念、风土人情，彼此间相互兼容、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共同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制度和体制都可以人为设定，但变制度易，变体制难，体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考虑的宏观环境。

利益、机制、体制，少考虑哪一样，制度都做不到“自运行”。

作者：戴天宇，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管理制度设计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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