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苏群的公号
在我《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不惯“后浪”》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代表着年轻人当中迷惘的一派。
年轻人一定要像《后浪》中鲜亮的男生女生吗？年轻人不可以迷惘吗？
年轻人当然可以迷惘，一个人不迷惘说明他没有年轻过。我不喜欢年轻人老气横秋，看穿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后浪”，就是曾经当过“后浪”。30年前，我是比你更迷惘的“后浪”。
1990，是一个更容易让人迷惘的年代。
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三年级，不知道自己学的国际新闻有什么用。光明日报驻开罗首席记者练性乾老师来我们班讲课，他问你们当中有谁将来想当记者的？十四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举手，练老师就指我，我说，我不想当记者。
但我并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比现在糟糕许多。过去五十多年，中国有几个经济低谷，一是1976年，接下来就是1990年。那时候国际上对中国更不友好，美国带头对我们经济封锁，那年的GDP增长只有3.9%，比2019年的6.1%还差。
校园里，学生们都在考托福和GRE，年轻的老师们也在考。在我1992年毕业时，学校里的年轻教师损失大半，他们目前在美国就是“前浪”主力军。我们班14个人，一半去了国外。
我也随大溜考托福，但只能拿出20美元考试，这超过了我家里一个月给的零用钱。我每个学期500，一个月100。出国即使有奖学金，也需要借钱，我不知道上哪里借，几万几万的都是天文数字。
人大附近有一个玩具店，那是我勤工俭学的地方，有个漂亮的藏族女孩，老板叫黄河，他跟我说：你去深圳吧，那里有个玩具厂，老板是我朋友。
1992年的深圳 / Ian Berry
离校之前，现在的同学从楼上往下扔暖壶，我舍不得，因为还可以把暖壶、蚊帐、自行车合在一起，跟低年级的同学换二三十块钱。我们去学校旁边的饭馆吃散伙饭，差不多每个人都醉了，东倒西歪，那个学霸女同学，走着走着，一屁股坐马路牙子上，哭了。
我最后一个离开，看着空荡荡的宿舍，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拖着箱子在寂静的校园里往外走，走几步，回一下头。
每个同学都奔向远方的目标，或出国，或当公务员，或进外企，我的远方在深圳。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我才发现这里不算深圳，这里是宝安县沙井村，你要去深圳，还得有边防证。
住进工厂的宿舍，其实是一幢农屋。躲在蚊帐里，浑身汗腻，我瞪大眼睛不能入睡，不知道该思念无锡，还是北京。长夜漫漫，静到深处时，外面“砰”地传来一声枪响。
沙井的农田，一块一块地消失了，东一片工厂，西一块工厂，工厂和工厂之间，就是如山的土堆，到处是挖掘机、推土机，宽阔的土路上尘土飞扬。
香港的这间玩具厂，老板是60年代偷渡过去的，现在回家乡投资。他说，我是他公司惟一的大学生，要我好好干，到时候香港深圳来回就交给我了。然后，他带我吃早茶，吃完早茶吃午饭，吃完午饭喝午茶，喝完午茶吃晚饭，吃完晚饭唱歌，唱完歌吃夜宵，午夜方散。一周七天，五日如此，其余两天，老板回香港。
沙井的白天，土路上无人无车，只有推土机。到中午12点，突然成千上万的人涌上马路，那是打工者吃饭午休的一个小时。有一天，厂门口突然被拦住一个打工妹，要她把雨伞打开，掉出几个塑胶恐龙。女孩十六七的年纪，吓得瑟瑟发抖，拦住她的是一个瘦瘦的中层，老板捡牛粪出身的乡亲。他把女孩带到“写字楼”，要她写检查，她只是哭，不写。我说你就写吧，写了他就放你吃饭去了，她说我不会写。瘦子在旁边阴着脸，我说我替你写了吧，你抄一遍。写完她哭着抄，一边抄一边说，她只是想给老家的弟弟拿两个恐龙。
吃完饭，人潮又涌回厂内，我突然发现打工妹站在门口，低着头，胸口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就是我替她写的检查。每一个进厂的打工仔都看她，她只是低头，那情形，就像文革时被批斗。她还是被开除了。
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你见过吗？
1992年的深圳 / Ian Berry
我逃回了北京。我下铺的同学在中国体育报实习，他要去南华早报了，跟我说体育报缺人，你来不来？他后来成了《时代周刊》评选的“影响世界100人”之一，他叫马军。
我记得并感恩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他们有的像我一样是“后浪”，有的已经是“前浪”。
在那个剧变的年代，总编张振亭，副总编李小菲、袁大任，他们爱才，给机会。国际部主任刘雁军，副主任刘斌、杜文杰，他们爱才，给机会。于大川、周继明、王晶、黎明京、张秀萍……他们会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足球、排球、网球、赛车、自行车、冰雪、奥运会，每人都有长项。办公室像联合国，每个人都愿意教我，带我。没地方住，就住办公室吧。后勤处领了折叠床，白天收起，晚上铺开，整整两年。
写围棋的赵卫真，笔名夏娃，她跟我说：你真幸福，你看我跟老公住铁皮房子，这整个楼道都是你的。
这句话是我的动力。楼道里空无一人，长夜漫漫。一间办公室里，我把电视开着，声音开得很大，隔几个门的另一间办公室，我在电脑前不停地写。写完，时间常常是凌晨3点，楼道里还有电视的声音，空旷中充满了回响。
杜文杰坐我后面，到现在我都记得转头跟他说，我写NBA怎么样？他说“行啊”。
我的工作，就这样幸福地开始。
我从来没有把工作当成事业，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事业，只知道工作。有一天，桌上的电话响，那头传来的声音，是孙正平。
能看到天坛的体育馆路，我在这里八年，转个角到白桥大街四年，再转个角到幸福大街十年，时光就这样飞逝如电。
我现在还是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什么是事业。或许，你只要懂得埋头工作，就算有了事业。
我如果没有离开沙井，现在有可能是亿万富翁，也有可能已经跳楼，有可能腆着肚子讲话，也有可能是贪官锒铛入狱。
但我的现在，和1992年没有区别，1992年和1990年惟一的区别，是在工作和在迷惘。其实1992年还是迷惘，但埋头工作让我忘掉了迷惘。
每一个时代都有后浪，也有前浪，时间是惟一的主宰，把后浪变成前浪。
迷惘的时候，都有一个目标。1990年的前一年，有一个叫什么西的人说，我们要什么？我们无非就想去酒吧，能穿上耐克鞋。现在迷惘中的年轻人说，我们无非想还贷，有自己的房子。
我骑车经过方庄，望着万家灯火，心里感叹，这些灯里面，如果有一盏属于我，该多好？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会，中国这么大，总能找到属于你的机会。
每一个时代，都有迷惘的后浪，看不到未来。每一个时代，都有渐止的前浪，怕死在沙滩上。
其实，这只不过是潮汐动力，循环不息。前浪望见沙滩，停下了，后浪跟不上，停下了。潮汐还在，动力不止，只是它可能不属于你。
我并不想给你灌鸡汤，鸡汤只给有内力的人，并不给奄奄一息的弱者。
这个世界就是一座金字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塔尖，但金字塔恢弘大气，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是前浪，还是后浪，无足挂齿。
时间如剑，刺破天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