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对其作品的研究与阐释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贾平凹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激情。每个阶段都有引起反响的作品且都能切合时代的脉搏，然而长篇小说对于贾平凹的解读无疑是最佳途径，其每一部长篇小说都着眼于当代中国严肃的社会现实，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事实。从争议很大的《废都》到《秦腔》的“阉割”标志着作家创作的转向，《古炉》则以暴力风格和抒情叙事书写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绝望。三十年代沈从文对湘西的抒写，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再造了理想的人生形式，是对“海派文学”的一种反拨。贾平凹对当代中国困境的敏锐感知，特别是对西北农村的关注，同样散发着人文之光。

“中国有几个男作家是擅长写女性的，莫言，苏童，再就是贾平凹”[1]贾平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女性人物形象谱系。如小水（《浮躁》）、黑氏（《黑氏》）、唐婉儿（《废都》）、孟夷纯（《高兴》），邹云（《白夜》）、白雪（《秦腔》），带灯（《带灯》）。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带有浓厚的西北地域文化的特质，苍凉而又韵味十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就因其小说中塑造的大量美好女性而被评论者认为具有‘女性崇拜’倾向。”这种女性人物的描写无疑在《带灯》中达到了顶峰，他对当下乡村现实冷酷一面的揭示，对于笔下那些人物精神困境的有力表现，是与贾平凹对于乡村世界的熟悉分不开的：“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小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山沟峪。”《带灯》中塑造了很多的女性形象，但带灯则是被突出的一位，因而理解带灯便成了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关键。本文以带灯为聚焦点，在当代中国的乡村语境中分析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生存的困境，把握这部作品的现实和美学意义。

1 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

《带灯》讲述的是发生在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的故事，主角带灯是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为镇上的“维稳”事业尽心尽力，却终以“自我牺牲”的悲剧收场。小说在开头便写因高速公路修进秦岭，村民为保护樱镇风水，与施工队发生了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压过去呀？！其余的人就挤向那辆小卧车，挤了一层又一层，人都被挤瘦了，车也被挤得要破，外边的还在挤，再外边的还仍要往里挤。”写出了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对农民的冲击，以及农民对“现代化”的反抗与农民性格的执拗。与此具有相同意蕴的一幕可以在茅盾的《春蚕》中找到，如“小火轮通过官河时把农民的赤膊船推入浪颠中，农民抓住岸边的茅草。”“落后”的中国是一个需要“文明开化”的地域，当先进的西方文明主动且强加的涌入中国，对弱势文明而言，不可避免的带有殖民主义的霸道，然而在其中又蕴含着发展的机遇。

1.1 走向现代化的乡村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若单从时间上看，此观点略显陈旧，与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中国相距甚远，但却道出了中国社会呈现出乡土性的一种内在文化扭结即“宗法”与“血缘”。“这是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在传统伦理的支配下有一套自己处理问题的体系，是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地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时代。”预示着上一次错过发展机遇的樱镇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卷入发展浪潮中，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的大倒退，释放了人们对物质化的渴望，写出了乡村一种生存的整体形态即迫切需要富裕。

1.2 底层的生存状态

通过细读《带灯》，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开发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发生。“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达三十八条，村里出现了许多“热衷”于上访的人，如王后生、王随风，张膏药。“上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自有其历史现实的原因，而对其的根治也有赖于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其他。”在这些上访人群中有的人想获得社会的救助而摆脱困境；有的想为儿子翻案而长年上访；还有就是以王后生为代表的职业上访户。王后生抓住乡镇干部求稳定的心理，钻体制的空子，鼓动他人上访，以此获得利益，从这个人物中我们隐约看到国民劣根性在百年文学中的延续。

在乡土中国快速走上现代化的轨道时，贾平凹贴着泥土，带着对乡村的熟悉书写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小说中写农民日常生活的篇幅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分析，这里只能对带灯的老伙计范库容的情况稍作展开。老伙计范库容的下身老是干净不了，带灯批评“怎么能反复用这样肮脏的烂棉絮呢，就把自己包里带的卫生巾给了范库容，并答应范库容再来镇街了，她买一筐的卫生巾送给范库容。”范库容的丈夫去世后光景不如从前。儿子在大矿区打工，媳妇得了癌症，范库容也即将到达古稀之年，日子却是如此的凄凉。小说中写道带灯去看望卧病在床的范库容时的情景：“一进去，屋里空空荡荡，土炕上躺着范库容，一领被子盖着，面朝里，只看见一莲花白头，像是一窝茅草。”带灯看到这境况的时候，不能不被触动“她是随时可以咽气的，身边连个照看的人都没有。”

无疑，带灯所做的一切都是她个人品质的体现，是作者赋予这个人物良好品质，但是我们透过带灯慈悲行为的却看到一个惨痛的事实那便是乡村的贫困和不公依然存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贾平凹笔法的老练，从正面的角度来写负面的事件，使整个故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丁帆教授认为《带灯》具有强烈的反思色彩：“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整个底层社会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农民社会、对农耕文明进化的一个反思，以及对生态文明的反思。”“社会问题就像是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出身底层的贾平凹有着正视乡村问题的勇气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而并非一味的美化。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路，但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生的问题和后遗症将会在很长一个时间伴随着我们。樱镇地处偏远，生活贫困，人贫困了容易凶残。元家兄弟与换布拉布兄弟之间因抢夺资源而导致的恶斗，实在的表明乡土中国已经逐渐变质，陷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贾平凹既想留住传统农耕文明的友善与亲切，但是却又苦于无力阻挡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樱镇的开发还是以保护风水为名的不开发？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带灯难免彷徨，同时这也是作者贾平凹的无奈与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