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生日那天，我被裁员了。
HR说：“公司优化年龄结构，希望你理解。”
妻子在电话里沉默了三分钟：“房贷怎么办？”
我在地铁里坐过了七站，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想知道你父亲真正的死因吗？来老地方。”
发送人，是十五年前跳楼自杀的合伙人。
三十五岁生日，早上七点半，生物钟准时把我拽出混沌的睡眠。枕边是凉的，妻子大概又早起盯着股票曲线了。喉咙干得发疼，昨晚那点廉价的威士忌还在胃里沉着。我撑着坐起来，骨头缝里嘎吱作响，像台生了锈的旧机器。镜子里的男人，眼皮浮肿，发际线在浴室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诚恳，向后撤退得一丝不苟。
西装是昨天就熨好的，领带选了最稳重的深灰。出门前，我对着玄关的镜子练习了一下嘴角上扬的弧度——不能太僵，要那种带着适度疲惫、但又对一切尽在掌握的成熟男人式微笑。电梯里碰上邻居，互相点了点头，金属墙壁映出两张被生活压得如出一辙的、模糊的脸。
地铁像沙丁鱼罐头，我被夹在中间，呼吸着混杂了早餐包子、廉价香水和你来我往的隔夜梦呓的空气。手机屏幕亮了又暗，除了几条运营商和银行程式化的生日祝福，安静得像块黑色的墓碑。也好，清静。我闭上眼，想着今天要推进的项目，要应付的扯皮，要写的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正确而无意义的报告。心脏某个角落，一丝极其微弱的、类似期待的火苗，在我意识到之前，就被自己掐灭了。三十五岁，还期待什么？稳定，就是最大的福报。我对自己说。
公司前台的小姑娘今天笑得格外甜：“早啊陈哥。” 我点点头，心里那点不对劲还没漫上来，直属领导老张从会议室探出头，脸上是罕见的、近乎慈祥的表情：“陈朗，来一下，有点事。”
会议室里除了老张，还有HR的Lisa。Lisa面前摆着一份文件夹，她的笑容标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我心里咯噔一下。
“陈朗，坐。” 老张的声音有点干。
我坐下，背挺得很直。
Lisa开门见山，语调平滑得像涂了油的轴承：“陈朗，今天是你生日，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公司很感谢你过去八年的付出。但是，基于集团最新的战略调整和未来业务聚焦方向，我们需要对部分团队和人员结构进行优化……很抱歉，你所在的岗位，不再设置了。”
优化。这个词真有意思。像用橡皮擦掉纸上一个多余的墨点。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陌生：“赔偿呢？”
“N+3，公司会依法足额支付。另外，考虑到你多年的贡献，额外提供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过渡支持。” Lisa把文件夹推过来，页末签名处已经用铅笔轻轻打了个淡淡的“×”，“相关文件都在这里，你可以看看。今天内完成手续交接，公司会立刻结清所有款项，包括年假折算。”
老张补充，眼神躲闪：“陈朗，理解一下，大环境……都不容易。你还年轻，又有能力，出去肯定……”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年轻？三十五岁，在HR的Excel表格里，大概是标红加粗的那一栏吧。我看着那个铅笔的“×”，真贴心，连笔都省得我找了。
签下名字的时候，手腕很稳。陈朗。两个字写得又快又锋利，像两把小小的匕首。
抱着一个半空的纸箱走出办公楼，阳光刺眼。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这座城市刚刚完全苏醒，忙碌而蓬勃。我却像一根被突然拔掉的螺丝，滚落在喧嚣的齿轮之外，无人注意。纸箱很轻，轻得让人心慌。八年，就装了这么点东西：一个用了五年的褪色马克杯，几本蒙灰的专业书，一盆叶子有点发黄的绿萝，还有一张某个团建时拍的、所有人都笑得很假的合照。我把合照抽出来，撕成两半，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妻子。我深吸一口气，接起来。
“喂？怎么了，这个点打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背景音里的键盘敲击声，大概在忙。
“我……我被裁了。就刚才。” 我说。
电话那头是长达三分钟的沉默。沉默得像深海，压强从听筒里漫出来，攥住我的喉咙。我几乎能听见她脑子里飞速计算的声音：下个月一万八的房贷，车贷，孩子的幼儿园学费，保险，生活费……
然后，她的声音传过来，像是从冰水里捞出来的，每个字都往下滴着寒气：
“房贷怎么办？”
没有“你没事吧”，没有“我们先回家”，甚至没有一句起码的、关于“生日”的提及。只有“房贷怎么办”。
“有赔偿金，N+3，还能撑一段时间。” 我听见自己用干巴巴的声音回答。
“撑一段时间？然后呢？陈朗，你三十五了，不是二十五！现在找工作有多难你不知道吗？你让我和孩子怎么办？”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哭腔，但更多的是一种尖锐的、把我钉在耻辱柱上的控诉。
然后，她挂了。忙音嘟嘟地响着，像心跳监护仪上最后拉平的那条线。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路边，抱着那个可笑的纸箱，忽然很想笑，又觉得眼眶涩得发疼。最终，我只是抹了把脸，走向地铁站。像个幽灵一样刷卡、进站、被汹涌的人潮裹挟着挤进车厢。熟悉的报站声在头顶隆隆作响，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清。世界变成流动的、模糊的色块，只有妻子那句“房贷怎么办”在脑子里反复撞击，每一下都砸在同一个地方，钝痛绵长。
坐过了一站，两站，三站……我茫然地看着窗外飞驰的黑暗，偶尔闪过几块模糊的广告牌光亮。去哪里？不知道。家吗？那个此刻可能正被妻子的焦虑和失望填满的空间？我本能地抗拒。
坐过了第七站。车厢空了不少。我该下车了，随便哪一站，总得先离开这循环往复的地下迷宫。
就在这时，手机在掌心又震动了一下。不是电话，是一条短信。
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
内容只有一句话：
“想知道你父亲真正的死因吗？来老地方。”
血液，在一瞬间冻住了。四肢百骸的寒意猛地炸开，顺着脊椎窜上头顶，头皮发麻。父亲？真正的死因？老地方？
父亲死于我二十岁那年，一场被定性为“意外”的工地坍塌事故。十五年了，坟头的草都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早已是铁板钉钉的往事。
可这条短信……
我的手指僵硬，目光死死钉在发信人那一栏。没有保存的名字，只有那串数字。
但下面自动关联显示出的、多年前可能存在的通讯录备注，像一道惨白的闪电，劈开我尘封的记忆——
赵永明。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赵永明，我父亲当年的合伙人，那个总喜欢揉乱我头发、夸我小子机灵的胖叔叔。他在我父亲去世后不到三个月，从他自己公司的楼顶一跃而下。警方调查，媒体喧嚣，最后以“因合作破裂，资金链断裂，不堪压力自杀”匆匆结案。他的公司随即破产清算，一堆烂账，不了了之。
一个死了十五年的人，怎么可能给我发短信？
恶作剧？用这种低劣到残忍的方式？谁？知道当年的事的人不多，知道我和父亲、和赵永明关系的人更少。老地方……我和赵永明单独见过面的“老地方”，只有一个——城南废弃的老机械厂区，父亲和他创业梦想开始又破灭的地方。那年我十八岁，高考结束的夏天，父亲带我去过，赵永明也在。我们在锈蚀的龙门吊下，喝着廉价的啤酒，父亲指着空旷的厂房，眼睛里有光，说将来这里要机器轰鸣。赵永明笑着拍我的肩，说小子，以后来叔这儿干。
那之后不久，父亲就出了事。赵永明跳楼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寒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灼烧般的、夹杂着惊悚、愤怒和一种近乎荒谬的冲动。血液冲刷着耳膜，咚咚作响。房贷，裁员，妻子的质问，三十五岁的困顿……所有这些让人窒息的东西，在这条来自“死人”的短信面前，忽然变得轻飘、模糊，被推到背景音里。
父亲的死，一直是我心里一个隐秘的、不敢触碰的疙瘩。当年太年轻，悲伤盖过了一切疑惑。后来渐渐觉得有些地方说不通，但人已不在，尘埃落定，追问还有什么意义？可如果……如果不是意外呢？
地铁缓缓进站，车门打开。冷风灌进来。
我抱着纸箱，站起身。没有犹豫，向着相反方向的站台走去。
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奔跑。纸箱里的绿萝叶子颤抖着，那个马克杯哐当轻响。我冲上楼梯，冲出地铁口，拦下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南郊，老机械厂区。”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脸色太难看，他没多问，一打方向盘，汇入车流。
城市的高楼大厦被迅速甩在身后，景色越来越荒凉。我的心跳却越来越重，撞着胸膛。手机屏幕还亮着，那条短信像一只冰冷的眼睛，与我对视。
赵永明……老地方……
父亲，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出租车在坑洼不平的旧厂区道路尽头停下。夕阳像泼洒的陈旧血渍，给这片巨大的、生锈的钢铁废墟涂上一层诡异而不祥的橘红色。高耸的烟囱沉默地刺向昏暗的天空，破碎的玻璃窗像空洞的眼窝。风穿过空旷的厂房和缠绕的野草，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亡魂在低语。
我付钱下车，纸箱随手放在一个半埋进土里的水泥管上。这里静得可怕，只有风声和我自己粗重的呼吸。
“老地方……” 我喃喃自语，环顾四周。记忆的碎片艰难地拼凑。父亲和赵永明当时站着说话的地方……是那里，那个半坍塌的、红砖砌成的旧车间门口，旁边曾经有一棵歪脖子槐树。
槐树还在，只是更加苍老虬结，在暮色中张牙舞爪。
我慢慢走过去，每一步都踩在松软的泥土和碎砾上，发出沙沙的轻响。车间黑洞洞的门像怪兽的巨口。我站在门口，向里张望，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暗和浓重的、铁锈与尘土混合的霉味。
“我来了。” 我对着黑暗说，声音干涩，“赵叔……是你吗？你说清楚，我父亲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回应。只有风。
心跳如擂鼓。我拿出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前方一小片区域。地上厚厚的灰尘，有凌乱的脚印，新的，旧的，交织在一起。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一道笔直的光柱刺破黑暗，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光束移动，掠过倒塌的木箱，缠着蛛网的机器残骸，斑驳的墙壁……
光柱定格。
在车间最深处，一面相对完整的砖墙前，有一个人影，背对着我，坐在一个倒扣的铁桶上。
穿着深色的旧夹克，头发花白，肩膀有些佝偻。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血液似乎都忘了流动。手电的光颤抖着，定格在那人的背影上。
“赵……赵叔？” 我的声音嘶哑，带着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战栗。
那人影，缓缓地，缓缓地转过了头。
手电的光，清晰地照在了他的脸上。
不是赵永明。
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布满风霜沟壑的男人的脸，五十多岁，眼神混浊而锐利，嘴角紧紧抿着，像一道深刻的伤疤。他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
“你是谁？” 我听到自己厉声问，后退了半步，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那条短信是你发的？我父亲的事，你知道什么？”
男人慢慢地站起身，动作有些迟滞，但带着一种长期干重活的人才有的、沉默的力量感。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用那双混浊的眼睛，上下下地扫视着我，目光最终停留在我因为紧张而攥紧的拳头，以及手里发着光的手机上。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低沉，像砂纸摩擦着生锈的铁皮：
“陈工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 他顿了顿，从夹克内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用塑料纸仔细包着的东西，朝我递过来，动作很慢，带着一种奇异的郑重。
“你爸，” 他说，每个字都像是从肺腑里艰难地挤出来，“他不是死于意外。”
“他是因为不肯在施工材料上签字，不肯背那黑锅，被人灭口的。”
“这东西，” 他手里的那个小塑料包，在手机手电筒微弱的光晕边缘，隐约泛起一点金属冷硬的光泽，“他咽气前，死死攥在手心里的。我当年……是那工地的安全员。”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灭口？黑锅？安全员？
父亲满是老茧和伤痕的手，死死攥着什么东西的画面，毫无征兆地撞进脑海，那么清晰，那么痛。
我看着他手里那个小小的塑料包，又抬头，看向他身后，那面被手电余光微微照亮的砖墙。墙上似乎有一些深色的、喷溅状的陈旧污渍，在昏暗光线下，黑得发褐。
风，还在呜呜地吹，卷起地上的尘土，打着旋，掠过我的脚边。
远处，最后一点夕阳的余晖，彻底被地平线吞没了。
巨大的、锈蚀的钢铁废墟，连同我和眼前这个陌生男人，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只有我手中手机屏幕，和那个小小的塑料包，还散发着微弱而执拗的、仿佛随时会被掐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