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三国到东晋，掌权者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伴随着腥风血雨。
公元220年12月，汉献帝刘协终于扛不住士族接二连三的给自己施压，拱手将皇帝宝座让给了曹丕，刘氏汉朝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曹丕如愿以偿地搬走了挡在身前的“障碍物”，走上台前。然而有心栽树树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了得到士族的支持，曹丕答应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将官吏的选拔权交给了士族，世家在这一刻也登上了舞台，这其中也包括将曹魏政权送进坟墓的司马家族。
曹丕为了限制臣权做了许多工作，但奈何天公不作美，曹丕在位七年就驾崩了，给下一任继位者——曹睿留下了四位托孤大臣，其中就包括曹魏政权的掘墓人——司马懿。此刻的司马懿虽然借助“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成为了北派士族的精神领袖，然而他的影响力还是不及陈群。这也直接导致公元227年7月，司马懿被陈群挤出了朝廷，担任荆豫都督，离开了权力中心。然而条条大路通罗马，司马懿硬是通过不断地建立军功，加强政治话语权，最终彪悍地成长为曹魏政权不可或缺的权臣。
公元239年1月，曹芳继位。尽管曹睿为了能够达到政权平衡，赋予了曹爽至高无上的权利，希冀曹爽能够与司马懿相抗衡，但事与愿违，由于曹丕时代一味地打压藩王，等到曹芳即位时，宗室已无法再与司马懿代表的世家相抗衡。臣权和皇权的天平就此失衡，司马懿成为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掌舵人。
此后，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持之以恒，不断地强化司马氏的政治话语权，最终于公元266年2月8日，水到渠成地从魏帝曹奂中拿到了皇朝入门券，司马氏由此也从世家一跃成为皇族。随后，晋朝灭吴国，结束了三国分立的状态，实现了大一统。
按照理想的剧本，司马氏此刻应该是才人辈出，当权者励精图治，百姓安居乐业，晋朝的国运日渐隆盛，绵延不绝，然而历史是现实的叠加，现实总会上演一些毫无逻辑的桥段。晋武帝司马炎谜一般的操作，使得晋朝戏剧性的来了一个大转弯，百姓再一次被置于熔炉中，真是可叹可悲可恨！
司马炎，从他的行事作风来看，宽厚待人，雄才大略，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皇帝，但他在下一任继位者的人选上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将司马衷——书中说司马衷是一个智障儿摆上了皇位。封建社会，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能产生蝴蝶效应，让一个智力低下的人去掌舵晋朝这艘大船，这艘船还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吗？有司马氏代魏在先，后来的事也就很符合常理了。
司马衷称帝后整个晋朝陷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八王之乱”使得晋朝的国力呈断崖式下滑，随后整个中原成为炼狱，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使得汉人的生存空间不断丧失，最终造成了“永嘉南渡”的悲情，晋朝政权在江南地区得以延续，史称“东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家族”一直深深地烙印在华夏子民的身上，陈群“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真正意义上将世家搬上了历史舞台。从三国到东晋，世家一直活跃在这段时期，毫不夸张的说，谁获得了世家的支持，谁就是新一代的掌权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变的是世家一直是王朝的中流砥柱。
王朝有更替，但对于运营得当的世家只有盛衰。琅琊王氏在“八王之乱”后期践行“狡兔三窟”原则，即所谓不将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遍览全书，世家的这种做法已是数见不鲜，有时候“父子对冲”，有时候“兄弟对冲”，不管最后当权者是谁，家族都能够保持一如既往的荣耀，“先家后国”是那个时代士族人的真实心理。站在台前的是谁对于世家子弟来说不重要，因为那个人不过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言人罢了。
琅琊王氏举族迁往江东，在东晋时期，竟然步入了屈指可数的顶级世家行列，“王与马，共天下”是东晋时期明眼人的心声。审时度势，达到利益最大化，世家的智慧于此体现的淋漓尽致。就算王敦后来被司马绍拉清单，琅琊王氏还是傲然地伫立在江东，对于江东士族的精神领袖——琅琊王氏，不管晋明帝司马绍心里如何痛恨，现实里他也不能，也不敢对王氏家族举起屠刀。由此，琅琊王氏领衔的"政在士族"的门阀政治也在东晋时期步入了鼎盛时代。
成为一个世家子弟是幸福的，那个时代是皇权的悲哀，是世家的荣耀。世家与皇权的抗衡，世家与世家的勾心斗角，世家的隐忍押宝，能够作为一个参与者是自豪的。
成为一个布衣百姓是悲哀的，那个时代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只能任劳任怨为社会创造财富，运气好，能够享受一段时间的太平，运气差，活下去都会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是悲壮的，那个时代的枭雄是孤独的，那个时代的真正主角是人才辈出的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