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馀力则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许多峣崎（yáo qí）。看治乱如此，成败如此，“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节〕
要先读《论语》《孟子》《中庸》，在此基础上读《尚书》，最后看史书，这样更容易理解。先读《史记》，它和《左传》内容相辅相成且《左传》包含在《史记》之中。接着读《左传》，再读《资治通鉴》，有余力的话就读《全史》。如果只看历史的话，不如现在的史书那样有许多曲折离奇古怪的故事。看历史是了解如何治乱兴衰和成败得失的，《尚书》说：遵循治国之道的国家没有不兴盛的，与乱国同流合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了解了治国必须遵循正道，否则必然失败的道理，就能明白这其中的次第。
这段话的核心是强调经典先行——先读《论语》《孟子》《中庸》《尚书》，打好义理基础；史书渐进——从《史记》《左传》开始，逐步扩展到《通鉴》《全史》，逐步深入。又因为史书是治乱之道，通过读史理解“治乱兴亡”的规律，所以，一定要把经典和史书结合起来读。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祇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杞>
现在的人只因为没有好好读经典，才这样读得粗浅。凡是读书，应先读《论语》《孟子》，再读史书，就像明镜在前，美丑一目了然。若没读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就去看史书，胸中就没有标准，容易被迷惑。还有一种人根本就没读过经书，却说“我已悟得道理”，所以就这样就是恻隐之心，那样就是羞恶之心，这样也是是非之心，全凭个人私意判断，就像近来宗庙祭祀的混乱现象一样。
经典就是“明镜”，能分辨是非。熟读经典就能避免被史书迷惑。所以，没读经典却自以为悟道，就容易陷入私意，导致判断混乱。
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初作编年，起於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编年难得好者。前日周德华所寄来者亦不好。温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记。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时举〕
有人问“读史的方法”，朱子回答说：“先读《史记》和《左传》，再看《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最后读《资治通鉴》。司马光最初写编年史《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开始；后来补充到“周召”共和时期，又写了《稽古录》，从上古开始。但“周召”共和以前的年份，已经无法推算准确了。只有邵雍邵康节能推到尧帝元年，这在《皇极经世》里能看到。编年史很难有好的版本。前几天周德华寄来的也不好。司马光在本朝又写了《大事记》。如果想看本朝的事，应当读《长编》。如果精力不够，其次可以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的十分之二。”
朱子的读史方法，强调从基础到深入的系统性阅读，有助于全面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涵盖了上古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左传》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这两本书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能帮助我们建立清晰的历史脉络。《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三本书是“前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记载了西汉、东汉和三国时期的历史。通过阅读这些史书，可以深入了解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结束。朱子认为，《资治通鉴》是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重要著作，但其编年体例在共和以前的历史记载上存在局限。
朱子认为，“共和”以前的历史（即公元前841年以前）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准确推知。邵康节（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尝试推算尧元年（约公元前2357年）的历史纪年，但这一推算并不一定完全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