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三蹲在门槛上抽烟，烟是他自己卷的，报纸条儿裹着碎烟叶，抽一口，咳三声，咳完了再抽。他脚边搁着个麻袋，鼓鼓囊囊的，像怀了崽的母猪。麻袋口露出一截木柄，油光光的，是他用了三十年的镢头。
“真要走？”女人在灶间问，声音飘出来，和锅里红薯粥的焦糊味混在一起。
陈老三没吭声。他盯着麻袋，心里盘算着：镢头、锄头、镰刀、磨刀石……还有那根挑水的扁担，枣木的，中间磨得发亮，两头却还留着树皮的糙。这些物件陪他的年头，比女人还长。
儿子在城里买了房，三室一厅。电话里说：“爹，都新社会了，谁还种地？您那些破烂别带了，城里啥没有？”儿子说话快，像点豆子，噼里啪啦一阵，就把陈老三六十年的日子点完了。
可陈老三舍不得。不是舍不得物件，是舍不得那些个“用”。镢头的柄上，有他五个手指头抠出来的凹坑，下雨天握上去，正好严丝合缝。锄头的刃缺了个月牙口，那是某年刨着块石碑崩的——后来才晓得，那是前清一个秀才的墓。镰刀把上缠着黑胶布，缠得厚实实，握上去不硌手。每样东西都依着他的身子长了形状，像树上的瘤，不好看，可是顺溜。
他想起分地那年。队里的家伙什抓阄分，他抽中了这把镢头。王老五当时就红了眼：“老三，你这手气！”后来王老五用三斤粮票跟他换，他没换。现在王老五的坟头草已经齐腰高了。
“粥糊了。”陈老三朝屋里喊了一声。
女人端着碗出来，碗边有个豁口，她用拇指压着，递给他。陈老三接过来，沿着碗边转着圈喝，避开那个豁口。这个动作他做了四十年。
“到了城里，碗都是囫囵的。”女人说。
陈老三含着一口粥，含了半天才咽下去。是啊，城里的碗囫囵，可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搁。儿子的照片他看过，厨房亮堂堂的，碗碟白生生的，摆在柜子里，像药铺里抓药的格子。
晌午，侄子开着小货车来了。车是蓝色的，漆掉了几块，露出铁锈，像得了皮肤病。
“三叔，就这些？”侄子踢了踢麻袋。
“就这些。”
“这破扁担还要？城里有自来水，一拧，哗啦啦的。”
陈老三没解释。他没法说，这根扁担挑过井水、挑过稻谷、挑过娶亲的彩礼、也挑过送葬的纸钱。有一年发大水，他就是用这根扁担，把女人从老屋里救出来的。这些事，说给侄子听，侄子只会笑：“那都是哪辈子的黄历了。”
东西装上车时，出了件怪事。那把老镰刀，明明捆得好好的，突然从麻袋里滑出来，“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陈老三弯腰去捡，发现刀刃上沾着根草屑，已经枯黄了，是去年秋收时留下的。他用指头拈掉草屑，忽然想起，这镰刀最后一次用，是割儿子考上大学那年的谷子。谷穗沉甸甸的，镰刀下去，“唰”的一声，干脆利落。
车开动了。陈老三坐在副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他的老屋。屋越来越小，小成一个黑点，最后被路边的树吞掉了。他摸出烟，想起车里不能抽，又放回去。
到了城里，儿子果然埋怨：“爸，这些真没地方放。”最后麻袋塞进了地下室，和旧自行车、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呆在一起。地下室有股霉味，像雨前的蚂蚁窝。
新家的马桶会唱歌，一按按钮，水“轰”地冲下来，吓得陈老三一哆嗦。厨房的煤气灶，打了三次才着。晚上睡觉，席梦思太软，他躺在上面，像掉进了棉花堆，怎么也踩不着实地。
第三天，陈老三趁儿子上班，溜达到了地下室。他打开麻袋，抽出那根扁担。地下室太低，扁担举不起来。他就那么横着拿在手里，从左肩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忽然想起什么，他摸遍所有口袋，找到半截粉笔——不知什么时候揣着的。
他在地下室的墙上画了一道。画得很慢，粉笔“吱吱”地响。画完了，退后两步看，不太直，但是很深的一道白印子。
第二天他又去，在下面又画了一道。
儿子有一天找东西，进了地下室，看见那面墙。墙上已经画了十几道杠子，歪歪扭扭的，像小孩的算术作业。
“爸，您画这个干啥？”
陈老三正在画新的一道。他画完了，才说：
“记日子。”
“记日子干嘛？”
陈老三拍拍手上的粉笔灰。灰在昏暗的灯光里飞起来，像极小的雪。
“记着，哪天能回去。”
儿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看见老人蹲下身，仔细地把麻袋口的绳子重新系好。系的是那种老式的牛蹄扣，越拽越紧。系完了，他还用手拉了拉，确认结实了，才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站起来时，膝盖“咯嘣”响了一声，在地下室里显得特别清楚。
那面墙后来再没画过新道道。但麻袋一直放在那儿，靠在墙边，挨着那些白杠子。陈老三偶尔下楼，什么也不干，就蹲在麻袋旁边，点一支烟——当然是没点燃的，只是含在嘴里。含一会儿，再拿出来，小心地放回烟盒。
麻袋静默着，扁担、镰刀、镢头、锄头也静默着。它们和陈老三一样，在等着什么。等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可能等一场雨，等一声吆喝，等泥土翻身的气息，等那个永远拧不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声音。
地下室的灯坏了。也好，黑暗里，谁也看不见谁。老物件和老人在黑暗里坐着，都不说话。这世上的好多话，说出来就错了，不如让它们锈在铁器上，裂在木纹里，化在墙上的粉笔印子里。那些印子正在变淡，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像记忆，像念想，像人活过的一辈子——总要留点痕迹，哪怕只是在黑暗里，自己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