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 —— 读《中华帝国的衰落》
书名：《中华帝国的衰落》
作者：魏斐德
成书时间：1970年代
出版信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1版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本书作者——魏斐德，被誉为“汉学家”，以上就是本书中所摘录对作者的简单介绍。单从这些书名便可直观感受，作者的研究颇为细致，犹如手持手术刀，在显微镜下剥茧抽丝，将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中国，放大了摊开来分析，以求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最初读过他的“戴笠”，从书名判断，似乎有趣，遗憾的是，厚厚一本读来如同研究论文，在我全无趣味可言，书读了小部分就放下了。这一次的《中华帝国的衰落》（下文简称：《衰落》），也是在前面的失败之后，第三次拿起。
关于《衰落》，在“百度百科”上，能够看到这样的介绍：“……被多所美国大学用作中国近代史教材，价值极高，堪称海外汉学经典作品。”（来自网络）对于经典，我这点文字，期望能说清楚一两件事就好。
本书开篇就是三章：“农民”、“士绅”、“商人”，对这三个群体的“画像”。初读时不明就里，不知道作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加之内容过于学术，让我那前两次的旅程都夭折了。还好，事没过三。
这里插句题外话，个人觉得这读书，不必每每“求甚解”，走不通的地方，绕过去试试，不通再绕，多些耐心，给它（他/她）们，一些时间，说不定在前行不远，抑或某次回头，就是那豁然开朗的桃花源了。
我读此书就是这样的感受。当我第一遍读到了最后一段，那突然出现的关于“无产阶级”，关于“人民”的内容时，以为就要这样一头雾水地结束此行，所幸，第二遍的阅读，开篇第一段中，毛泽东关于“人民”的论断一出现，当时的感受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魏氏这小小的“计谋”让我十分得受用。我想，这就是阅读的乐趣，是其它娱乐所无法给与的美好享受。
好吧，该言归正传了。
魏氏的“计谋”，可谓用心良苦。开篇三章，看似突兀，实则乃是电影的开头“领衔主演”——主人公一一作以介绍。主角介绍完毕，第四章的开篇，作者便清楚明白地告诉他的读者，他想要展示给大家的，农民、士绅、商人这三者，他们在帝国最后阶段（主要就指的整个的大清王朝）的恩怨情仇，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并“合谋”催生了那在不久的未来导致帝国衰亡的力量。在作者看来，这一视角，是大多数史学家所未曾关注或者展开过的。
清王朝的灭亡，革命的成功，这些是如何发生的？用作者的一句话结论：“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P240“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P233这是问题的答案。以下，我从作者的答案回溯，试着为大家解释这一结论。
首先，这里有我们熟悉的两个名词：“中产阶级”、“新精英阶层”。书中的这两类人在作者这儿基本是可以合并的。他们的定义，与我们今天说的中产、精英，一定不完全一样，作为“男一号”，书中将他们翻译为——“士绅”。
士绅
对于“士绅”，作者做了非常清楚的定义。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及代表“绅”的所谓有功名之人（通过科举，至少拥有“生员”头衔的人），以及代表“士”的地方精英（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书中涉及到这一群体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特征。
在不同时期，这个群体的形象当然也会有所不同，在帝国晚期，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用这几个特征来描述：有文化、有影响力，并且多数都家道殷实。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呢？“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P20
“士绅”可以粗略地一分为二，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限的话，那大致可以是否拥有“举人”及以上的功名作为标准。
科举考试制度在隋唐时期被确立，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大量的“普通人”，通过这一考核体制，幸运地成为了帝国管理者队伍中的一员，从而成功地摆脱他们祖辈长久以来视为当然的身份与阶层限制。科举制在设立之初，有作为统治者们抗衡“世家大族”的工具的作用，因为那些幸运儿，在一夜之间所拥有的一切，几乎完全直接地来自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随着帝国的发展，越来越庞大的国家行政体系，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一发达的文人官僚系统。
一方面，长期的儒家道德教育以及考试的内容与制度设计，确保了被选拔的官员，以及地方精英们，始终朝向帝国的文化政治中心靠拢，另一方面，上层官僚士绅们可观的收入来源，绝大部分依赖朝廷。密切相关的利益，使得上层士绅们对于社会动荡更为敏感，因此，“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P32这些都有效地保证了，帝国的管理者，尤其是高级管理者们，他们与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自动自发地维系着国家与帝制的稳定，至少这在帝国的有效统治时期是这样的。
反观下层的士绅，广义上，他们同样从事着为政府服务的工作，但由于帝国的教育体制，长久以来都是以培养古典学者为宗旨，那些具体而庞杂的地方管理实务，便多成为了下层士绅们的责任，同时也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坐拥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大清朝状态不错，帝国人口数量的增加便是明证。接近四亿的人口规模，给那些以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管理者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越来越多无法取得更高功名和官衔的下层士绅，便承担起了地方行政中的非正式角色。”P28
长久以来，这些下层管理者们，由于没有正式的“工资”，他们的收入更多地来源于他们所参与的地方管理过程中，所获得的包括税收规费等在内的“代理费”或者“管理费”，这些很多都直接来自于底层民众。随着这一人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那些合法的管理费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于是，各种滥用职权、侵吞公款、鱼肉乡民的现象渐多。这些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动荡而加剧，儒家理想中的那种“家长制士绅”的关系模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日渐式微了。
下层士绅群体在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因为他们的恶行所引起的地方上的混乱，都促使那些原本同属一个利益集团的上层士绅们，主动地疏离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维护其利益。两者间的隔阂，在中央政府，尤其像雍正皇帝那样的强权统治者们看来，恰恰是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两者平衡得以维持的保证。
然而，18世纪末期，随着内外矛盾的激化，平衡被打破。士绅群体，这一社会中坚，原本的国家管理者，逐渐变异，并最终成为了帝国的掘墓人。
乾隆朝，是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亦是如此。但盛极而衰，由和珅为代表的官僚体系的腐败、人口的激增、满洲人的失势，等等这些主因，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富足与稳定的基础，白莲教、天理教等一系列反叛行为，也标志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地方行政体系，因为社会生乱而不堪重负。于是，朝廷只得依赖于在地方治理上有优势的地方士绅们。在他们的主导之下，这期间所组成的民兵武装与公共事务、救济组织，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也为日后的地方军事、政治势力崛起，做了经验上的准备。
自“太平天国”始，随着地方军事化的加强，以及“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的展开，“地方自治”的现实在全国蔓延开来，并藉由冯桂芬等人的著作，在理论的高度有了合理性的阐释。“士绅地方自治主义”，对地方政治，继而对整个国家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作者所说，“士绅阶层在中国乡村政府日益显著的支配地位，是帝国晚期国内政治取得的最重大的发展。”P107
外患与内忧——鸦片与太平天国
在以儒家等级观念支配着的认识观之下，“中国”始终居于世界中心，中华文明始终居于世界文明阶梯的最高一级。这一观点，如果说在相对开放而先进的大宋王朝之前，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帝制最后的几百年时，这样的世界观已渐渐脱离了世界格局的实相，并大大弱化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能力。
现实如何呢？在诸多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的中心地位并不被承认，诸多的附属国，或仍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更多地是为了通商、保护，或者干脆是为了在觐见过程中，获得更多回馈赠品的现实利益，而仅在口头、文书上维系了这样一种幻象。于是，上至帝王，下至黎民，怡然自得于那些的物华天宝，那样的泱泱大国……直到印象中的那些蛮夷，如狼似虎般咄咄而至，酣睡中的人们方才如梦初醒。
垂涎于东方帝国的茶叶、丝绸、瓷器，以及看似巨大的市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他们纷至沓来。但此时的帝国，他所秉持的那样一种不对等的国际关系，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国际贸易格局。既有的贸易无法带去他们想要的巨额财富，于是乎，侵略者们便扛着鸦片，举着抢，粗鲁地撞开了帝国的大门。
随着军事入侵的加剧以及其它通商口岸的开放，原本繁荣的广州贸易体系受到沉重打击，社会生乱。被广东本地人视为少数民族的客家人，与当地人的冲突加剧。过程中，一位科举失败的年轻人，偶遇西方宗教并受其启发的客家空想家——洪秀全，他乌托邦式的构想聚拢了人心，一路向北、向东，摧枯拉朽般地直抵明朝旧都。
虽然不切实际的社会构想、制度设计，与内部的权力之争最终葬送了洪天王们的天朝美梦，但各处持续的叛乱，加之外患，羸弱的帝国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并且支持地方上各自组建的武装力量。这些被称为“团练”的地方武装，在乾隆朝时被采用过，以对付当时白莲教的叛乱。所不同的是，乾隆朝的中央控制力，是1851年以后的帝王们所无法企及的。太平天国之后，又有捻军，英国人之后，更有法国人、日本人…，于是，给出去的权力，便再也无法收回了。
地方武装的兴起及其影响
随着帝国军队节节败退，太平天国势如破竹，咸丰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地方武装被重启，潘多拉的魔盒随之打开。
在那些“帮办团练大臣”们中间，最为大家熟悉的，非曾文正公莫属，这位士大夫文人，率领他的军队，救帝国于危难。
对于曾国藩，虽然后世褒贬不一，但对朝廷的忠诚，作为儒家道德的典范，这于他应是毋庸置疑的。曾治理军队，同样以儒家道德规范之，纪律严明。官兵被要求忠于各自的将领，并且他的将领，“必须由既接受过传统经典教育，之后又精通行军打仗的忠诚文官担任……军队以‘睦邻、忠孝’的儒家优良传统自勉。”P173
1862年，帝国刚刚迈入两位女子“同治”的时代，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急需扩充他的军事实力，向占据南京城多年的太平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他的安排之下，李鸿章——这位得意门生，升任江苏巡抚，并很快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军队。有了富庶江南的税收支持，更重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海关的关税，7万“淮军”饷银充足、训练有素。除了军队，在全国范围陆续展开的“自强运动”中，李鸿章还积极参与到帝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利用他的优势，在军工、矿山、铁路、纺织、电信等领域多有涉足。
1870年的“天津教案”，标志着李鸿章真正接过其导师的衣钵，进入帝国权力的中心。
“自强运动”过程中，随着中外合作的加深，以及各条约之后，宗教市场的开放，外国人尤其传教士们，渐渐出现在了中国大小城市，甚至乡间小道。巨大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与地方势力的利益冲突。随这些而来的，出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中的怪异而恐怖的传言。在这些传言里，传教士和教徒们被描绘成了似乎是另一个物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特性”，使得普通百姓对他们的恐惧与日俱增，双方冲突频发。而官方在面对这些冲突时，因为害怕自己的处理会导致外国政府向朝廷施压，所以往往不得不偏向于洋人，所谓的“就教屈民”。这种做法，又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于软弱的政府无法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担忧，于是恐惧加深、冲突升级。这其中“天津教案”便是一例。丰大业的死，虽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但随后在越南的冲突，却最终还是触发了中法之战。
当太平军与捻军被平叛之后，李鸿章们本该被收回的权力，却因为随之而来的外侮危局，而得以保存。
世易时移，李鸿章庞大的事业，随着甲午战败，日薄西山，之后的岁月中，这位老人不得不为朝廷收拾残局，去承担整个国家“改革”失败的罪责。随着李中堂的老去，慈禧的朝廷找到了新的依靠。袁世凯，这位军阀政治的始作俑者，抓住朝廷“甲午”之后编练新军的契机，建立起自己在北方军队中的关系网。日后成为民国政治领袖与各地军阀的赫赫人物，不少都出自他的门下，若不是称帝这一招错棋，袁世凯的历史形象可能会好得多。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从这一发展线索来看，帝国的上层官僚士绅群体，发生着悄然的转变，朝廷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忠诚。从曾国藩平叛之后的主动弃权，到李鸿章、张之洞们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各怀心思，以及1900年时“东南互保”的保存实力，再到袁世凯利用朝廷发展军事的契机，培植忠于他个人的军事力量。帝国的衰落与这一线索走向是一致的。
曾国藩应该不会想到，由他所开启的地方军事化，使得维系帝国统治的诸多平衡被打破：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文职与军职、外国人与本国统治精英……，大清王朝的百年基业已是危如累卵。
上下联手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终于开始正视自身的劣势，意识到自强的重要性，于是以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为主的“自强运动”，被自上而下的推广开来。新式的军工、采矿、铁路、轮船、纺织、学校被一一建立。同一时期，为了抗衡来自于内部反叛民众以及外部西方势力的军事压力，朝廷越来越多地支持并依赖于地方武装。
以上帝国的两项事业，促成了一个结果。为了支持各地方，尤其是像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他们这些地方督抚们，有能力来建立武装和发展产业，越来越多的“兵”权与“财”权，从中央下放到了他们手中。也正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兵”与“财”，李鸿章们和他们的私人幕府，与那些已经牢牢掌控了地方事务的下层士绅们建立起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同时，更大的融合在悄然发生，“异族通婚、官员流动、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P25
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帝国的上层精英们，与下层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势力终于走到了一起。在帝国的最后五十年中，这一联盟虽然有过松动，但随着朝廷对外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联盟为了自身的利益，团结得更为紧密了。
甲午战败，对于全中国4亿人，都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虽然康有为式的变法最终未被采纳，但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彻底改革的重要性。在“辛丑”的开年，来自于主政者的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便以更坚定的态度重启了。
改革的多项措施，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朝着君主立宪制的方向迈进。然而，改革的热情，更多却来自各方的一厢情愿，用作者的话来说，那完全是一场“政治误解”P228。这误解来在于朝廷和地方，两者在关键问题上存在的根本性的分歧。
慈禧主导的体制改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的统治力，加强皇权与民心之间的联系。这正是主政者们在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在1909年设立地方咨议局等一系列举措的动力。然而另外一面，在梁启超、张謇等“立宪派”看来，“他们进京是为了建立新政府，而非给旧政府提建议。”P243地方上，有了数十年自治经验的地方士绅们，在经济、政治能力上都有了一定的准备，宪法、议会，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正为了“将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权力转移到他们手中。”P241双方脑袋中的想法是如此的背道而驰，最终就只能是一个结果。
革命
1901年之后，各项改革措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的中国，各地的兵权、财权已越来越多地落入了地方督抚，以及像袁世凯等这样的地方军事精英们手中，下层士绅更是垄断了农村税收，在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同时，清政府已无财力进行更大动作的改革，于是，向西方列强贷款，成了唯一希望。
随着贷款而来的诸多的好处，使得西方列强纷纷地“慷慨解囊”。然而，正是这样的“合作”，成了革命者们的标语、口号中，关于满洲人为了自救而“卖国”的明证。章炳麟、邹容们的宣传，使得反满、排满的思想在革命者中广为流布。不仅如此，“反满主义也为众多不同的革命思想流派提供了共同的起源。”P247此时的满人朝廷已是岌岌可危，压倒这只病入膏肓的骆驼，只需要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在铁路制度上的分歧，成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原本由地方投资的铁路项目，被收归国有。盛宣怀等主政者们在这过程中的强硬姿态，让地方势力意识到在铁路国有化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将受到巨大的损失，于是，借由贷款而卖国的逻辑，成功点燃了汹涌的民意，而武汉新军一次不得已的行动，却水到渠成般地成为了革命成功的标志。
商人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顺序，商人的社会地位似乎最为低微，毕竟，商人重利以及鼓励浪费的特点是违背儒家传统道德观的。但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认识与现实有一定偏差，“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P36并且随着城市化、货币化的加速发展，在帝国后期，商业与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在与西方国家，甚至同属东亚文明圈的日本相比之下，中国的“商”有其鲜明的特点。在强大的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的商人们在富裕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资助族中子弟或者就是自己，或学、或买，来得到一个功名，从而能够进入那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得以摆脱或者粉饰商人的不利形象。所以这些商人，他们的思想深处仍是“儒”的，那种私人资本主义文化还远未发展起来，所以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P48
商人与士绅早有联系，尤其在城市中，但那全在私下的交情。随着社会激烈的变革，尤其是“辛丑”之后，“财富很快成为政治参与的合法标准。”，“商人与士绅为了兴办新式学堂、投资采矿业和修建铁路等共同目标正式联盟。”P240
在帝国末期，这一联盟更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经济、政治上已经获得的成果，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上。
农民
农民为主的普通民众，在儒家政治、文化与道、佛（儒家化）宗教的长期浸淫之下，他们习惯也渴望世俗甚至宗教的秩序感。所以即便身处叛乱之中，“依然会有人渴望之前那种可以预测的秩序。”P61
内心对于秩序的渴望，对于安分守己的强烈认同，都间接地导致了李自成、洪秀全们的失败。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有志于皇位的人，绝不可能放弃儒家的治国模式。在叛乱即将成功的时刻，平等的口号基本上就被抛到了一边。而旧朝代那套古老而熟悉的华美派头，则被再次采用……，对现有秩序基本上都没有威胁，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体。”P63
大部分历史时期，在“士绅家长制”的模式与影响之下，农民与士绅，双方处于合作的关系。然而，19世纪晚期的社会变革，使得这两个阶层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从上层士绅的身份再定位，开始的。
因为有了下层士绅作为经理人来管理农村；在城市的议会、学校、公司，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并且，他们那些在新式学堂学习，又出国留洋的子女们，接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这些“新的城市精英失去了传统士绅严格的身份认证”，“这种文化上的再定位让他们远离了曾经为其服务的乡村士绅和平民。”“19世纪晚期，后来成为议会领袖的上层士绅们抛弃了乡村中国。”P260
于是，农村落入了下层士绅（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后世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标签——“土豪劣绅”）的手中。这些人，相较于上层士绅，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要低很多，并且“这个心胸狭窄的阶层并没有乡绅的骄傲，各种成员不过是一群凌驾于农民之上、充满阶级仇恨的寄生虫。”P260
关于矛盾与仇恨的由来，书中做了具体的解释：在帝国末期的农村，“税收和租金难以区分，致使农民将现存政治秩序等同于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专制。随着维护公共福利渐渐与维持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曾缓和了阶级矛盾的‘感情’（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被地主武装（这种武装被委婉地称为‘民团’）和农民革命联盟取代。”P171在不久的将来，当变革的力量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手中时，天命将再次易手。
完
2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