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立了一个学习角，聚会地点就定在文化馆。我在学习角上学着发言，我私下如此腼腆，在公开辩论中却成了另一个人。我有一些追随者，享受着当领袖的快感，然而却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人，不亚于我对资产阶级的鄙视。我埋怨他们幼稚地提出一些狭隘的诉求，当然也有这些诉求，但我正是怪他们令我意识到自己竟然也有这类诉求。他们是低等公务员的儿子，都曾拿过奖学金，聪明也有野心，但就是满腹怨愤；他们奉承我，但并不喜欢我。我请他们吃过几次饭，这对他们而言便是划时代的事，事情过去许久之后他们还会拿出来谈论。可是他们的行事作风实在令我作呕，有时我会忍不住讥讽他们，他们除了被我中伤得痛不欲生，也会就此埋下记恨的种子。
然而，我当时对宗教的痛恨却是发自内心的。某种追求社会正义的欲望也每每令我躁动不安。我曾强迫母亲拆掉佃户们在里头靠玉米糕和黑面包艰难度日的土坯房。那还是母亲头一次想要拂我的意：“等着看他们拿什么感激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