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那个叫薛家堂的地方，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沟一砭，一山一水，总是闭着眼睛就能感受到。儿时的那些记忆，也总那么清晰，仿佛一切就在昨天，让我禁不住怀疑：难道真的是年龄越大越恋家？
薛家堂在关口镇，是我的出生地。因为这上下的人几乎都姓薛，地名也就随了姓了。我记得有三家外姓，但也都能跟我们薛家扯上亲戚，所以薛家堂这地名，还真是实打实的。
薛家堂不大，316国道穿过村庄，属江北村，这里的江，就是薛家堂人不用出门就可以看得见的汉江，所以我们虽然是靠着这方土地生活的农村人，但因为汉江，薛家堂人多了一个引以为傲的称呼——“汉江河边人”，每次向别人介绍自己，我们总会将“汉江河”三个字说得重一些，拉得长一些，倒不是炫耀，只是觉得惟有这样，才能把汉江赋予我们生命里的厚重，略表一二。
汉江河边薛家堂人最喜欢夏天了，下午太阳一落山，家家户户都会提着竹子编制的篮子，就算没有脏衣服，也会翻箱倒柜找条抹布到汉江河边去洗，那时的河滩平坦，河水清澈，搬个高点石头放在河边当板凳坐，再找个长一点的石头当做搓衣板，女人们边洗衣服边聊天，男人们在河里游泳，孩子们拿着篮子在水里网鱼虾。
偶尔听得一声巨响，就知道有人在炸鱼了——隐隐约约地，能看见飘着的白，清澈的水底，也有一些条形的白色……那声响像是号令，河边洗衣服的，河滩上纳凉的，地里薅草的，院子里扇着扇子的，都来了，捞着鱼的，是捞着鱼的快乐，没有捞到鱼的，是戏水的愉悦。但这样的时候少之又少，后来几乎都没有了，薛家堂人去河边，大多时候，就是下个凉。
夜深了，暑热散去，下凉的才回到院子，房前屋后的坐在一起，拉个家常，讲个古今。当时我最喜欢听四婆讲古今了，但也最害怕听她讲，没念过多少书的四婆讲起古今来，那可是绘声绘色，常常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深信不疑。现在还记得她讲的“鬼魂喊人”的事，说是人在临死之前，会听到有声音喊自己的名字，若是没有见到人，是千万不敢答应的，要是答应了，就被喊了去，白天不要紧，尤其是晚上……自那以后，好几年，我天黑了都不敢一个人出门，更不敢随便答应别人的呼唤，或者去喊别人。
后来，我父亲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根本没有鬼魂这回事，我才松了口气。在薛家堂，我父亲的话，是有分量的。薛家堂人都把父亲叫达，唯独我和弟弟喊爸爸，因为父亲是村上唯有两个教书先生其中的一个。不仅如此，弟弟和我也有了和 “东娃子“文娃子”不一样的文雅的名字：康平、文芳。
记忆中，父亲每到周一，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步行十几里路，到偏远的村子教书，周六放假后回家就赶着上坡种地。母亲在镇上选矿厂上班，起早贪黑，一个周还得倒几次夜班，在我们看来很辛苦，可她说上夜班就是福利，因为白天可以做很多的家务。为了赶时间做家务干农活，母亲上下班都骑自行车，现在，年过花甲的她还经常在孙子跟前炫耀：想当年，我上下班可是一手撑着伞，一手握着自行车把，有几个有我这本事！
为了给母亲搭把手，我七八岁时，就能搭着板凳做饭了。不会擀面就学着压面，庞大的老式压面机比我都高，手伸直才能勉强把手柄推向高处。压面时，和面很关键，面和干了，得全身吊在手柄上转半圈，再利用惯性转半圈；面和软了，一个手搅着把手，一个手用纱布往压辊上擦油，不然面全粘在压辊上。去年下乡扶贫，给帮忙压面，同事们都诧异我怎么会干这些，我就又想起薛家塘的这段时光了。
我上初中后，父母把薛家堂的老房子卖了，搬到了关口镇上，自此就很少回薛家堂了，工作后，更是一次都没有回去过。
前年除夕，兄弟让一起回老庄子去给已故的爷烧纸，我才再一次回来这个珍藏着我很多回忆的地方。只是，薛家堂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新农村建设下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门前屋后的樱桃树，还有那些我们孩童时爬过无数次的溜光的树，早已不见了踪影，可他们，分明是没有脚的土著啊。好在那汉江水，还依然青着，绿着，依然轻柔地绕着薛家堂，缓缓地流过，我生命里的每一帧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