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很夯实的一部分记忆，是在一堵堵墙体下度过的。
土墙。我家的。黄中微带红色的土墙，下雨天会被斜着的雨打湿，手指一抠，就凹出一条槽。母亲外出未归，我们就蹲在墙下一遍又一遍地喊：“我的妈也，我的妈也。”平日里也会用树枝、瓦片在上面一通乱画，那黄红色的泥粉像烟花一样洒开，有时溅进眼睛里，揉得眼睛像野生的地瓜那样又红又圆。
渣滓墙。二叔家的。颗粒状的黑灰色固体炭质物，被均匀地压成四四方方的墙体，一度让我想起米花糖，无数次站在墙下想入非非。我总会用手去抠，想象它是入口即化的米花糖，可它们却牢牢粘在一起，心里就无比的惆怅。后来听大人说，住那样墙的人家是扶贫户，可我却对它情有独钟。
少年时代的老家，正前方不远处有一落大院子，掩映在一片墨绿色竹林中，那院子端头的第一户人家，就修有一道高高的围墙。那墙，是真正意义上的围墙，不是房屋承重的墙体。
围墙在那时候的农村建筑中是很少见的，这一人为的构建，在形式和意识上，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隔离来开，还增添了一丝莫名的神秘。
好奇不仅能让苹果树下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也同样催生了一批雌雄莫辨的小屁孩前去探索的脚板儿。我就是其中一员。
那家人在围墙上种了带刺的植物，形成一道绿篱笆。就是那道篱笆，不知刮毛了我们多少件衣服，手臂小腿上划出了多少条血口子。
当然，这些代价，也换来了睨几眼围墙根下的一排粉色紫色的指甲花，据说那指甲花可以用来染指甲，就引得我们无数次去攀爬，也无数次遭遇浑厚的狗叫，吓得抱头鼠窜。
围墙外面，是一大片坟冢，不怒自威，让攀爬的我们后背发麻。这些鲜活的记忆，从那时亡命奔跑的脚跟儿，一直延续到多年后的枕畔。
不知围墙那面的人，忍受了多少的骚扰。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了狗。偶尔几次战战兢兢跟在大人后面路过那户人家，见那家前门有两扇木栏杆门，一条大狗就睡在那木门旁边。木门进去就是他们的小院，中间一条小沟，小沟两边，是绿窗灰墙，雨天的屋檐水就滴进那小沟里。
小沟尽头，隐约见到一帧水泥糊过的光滑的高高的围墙的剪影。
就是那堵围墙，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说是高高的围墙，是要分墙里墙外两种视角的。如果是从他家往外看，大约三米高左右，是实实在在的围墙，而如果是墙外的人看进去，那高高的围墙，却是被“踩”在脚下的，因为外面还有一条小路，和它一样高。
围墙下住着的是一对夫妻。夫妻俩单单薄薄的，不大爱和乡里乡亲打招呼，跟他们家围墙一样的气质。
那男人，头发柔顺，边分，时常歪着头甩刘海，瓜子脸，白得有点惨白，瘦，一笑脸上全是皱纹褶子。女的也清瘦，像营养不良，尖下巴，嘴里时常喋喋不休。夫妻俩在外形上挺貌合的，走的是小碎步，扛着锄头却不像农民，像我们小孩子屋檐下办家家酒，莫名有一种滑稽。
印象最深的是见过一次他们过招。
一天，老远见夫妻二人一前一后，从他们家那片竹林走出来。女人在前面碎步走着，从她频频回头的肢体语言看出在低低地碎语，那男人跟在后面，也碎步走着，猝不及防地，男人加快了脚步，走到女人身边，伸出双手用力一推，那女人的身体就直昂昂地扑向了路边的水田。
没有人去劝解，也没有人围观。半响，那女人挣扎着爬起来，泥人一个，面目全非，一身筛糠似的发抖，不咸不淡地站在那里，那泥水顺着路面斜坡流。再看那男人，已若无其事地走去了好远好远。
后来不知怎么的，那家人就消失了，没有再看到。院子的小门关着，院墙下的花断断续续开着，围墙上的植物开始疯长，不修边幅地蔓延。
一日，带了小孩去那附近挖蚯蚓。竹林依旧茂密，地面铺了厚厚一层干白色的竹叶。旁边的坟冢孤寂地趴在那儿，矮小了不少，记忆中泛着绿光的阴森已褪去。那道数十年前的围墙，荆棘遍布，已看不出昔日的轮廓，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像是发生过太多太多。
小孩还在认真地挖着他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如那道围墙般，早已不见了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