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大人盼春耕，小孩盼过年。
小孩小孩不要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月，大人们总会邀约着一起上街赶集，一方面准备各种年货，另一方面也给小孩子们扯一些布，做一件新年的新衣裳，一群孩子兴奋、热闹地跟在大人们的身后，仿佛出笼的兔子。年货与新衣都是孩子们的最爱，一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响。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饱穿暖是一种奢望，平时总穿着带补丁的破衣服，只有过年才会穿上新衣服，见人总会炫耀一番。那些没有新衣的孩子，也会毫不示弱地摘下自己的帽子，露出那个为过年而被爹妈用剃头刀刮得锃亮且样式非常别致的头来，眼睛眯着说：“你有新衣，我有个新头！”激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此时，家里有大人在喊：“吃团年饭啦！”
我们那里的习俗，团年饭一般中午正点开始。那时候我家有十口人，在吃团年饭之前，父亲就在神柜前面香案上，摆上菜肴、倒上白酒、点燃香烛、率子女们叩拜，请先祖用过饭之后，我们才开始享用。母亲围着厨房打转，整个房屋都是热气腾腾，把炒好的菜端上方桌来了，桌上八盘菜：鱼、鸡、蒜苗炒瘦肉、芹菜炒香干、花生米、莲藕、凉拌菠菜、白菜炒肥肉、一个肥肉蒸笼格子、一个瘦肉蒸笼格子。父亲端起酒杯，说说家里的事，分享一年的得失，畅聊新的一年计划和打算，兄弟姊妹欢声笑语，家人团聚在一起享用团年饭，其乐融融。虽然简朴，但绝对是盛宴，实在是幸福不过的好“食”光。吃完团年饭，过一会就要吃年夜饭，年夜饭就是团年饭的剩菜剩饭，寓意年年有余。
记得那时候，每当吃过年夜饭后，母亲洗刷完碗筷锅盆，便会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厨房烧香敬灶神，因为这是年末最后的一次炒菜做饭，母亲敬过灶神之后，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转身间，她就到房间捧出储藏在罐子里的焦切、金麻果、酥心糕，还有年前炒的蚕豆、高梁泡、南瓜子…用盘子装了摆上饭桌，再摆上一捧糖果。然后，拎来热水瓶给父亲倒一杯茶，父亲笑眯眯地接受；长年累月的艰辛，仿佛在一杯冒着热气腾腾的茶水间霎时消散地无影无踪。接下来，母亲拿出碗来，碗中放一把调羹和一大勺红糖，再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冲上一碗泡米子（糯米蒸熟后晒干，再用铁锅炒泡），让我们慢慢地喝起来，寓意着一年的生活甜甜蜜蜜。兄弟姊妹几个在父母慈爱的目光中，美滋滋地喝着甜甜的泡米子，一家人无比温馨。使我最难忘是1969年吃过年夜饭后的一件事：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在门口响起，父亲赶紧开门，原来是在温峡水库做工的三姐。全家人既高兴又吃惊，忙问究竟：“你这个点怎么回家了？”三姐讲：今天，大年三十早晨，温峡水库指挥部突然下达通知，放所有民工回家过年，大家接到消息后，数以万计的民工飞奔回家，从温峡水库走到钟祥县黄庄汉江码头就有几十里路程，到了此地，然后还要乘船渡过汉江到对岸钟祥县文集码头；由于河西文集、冷水、胡集、石牌四个乡镇的民工同时走到了钟祥县黄庄汉江码头，码头上聚在一起的民工人山人海，加之，汉江码头上船又少，大家归家心切，船还未靠岸，人潮就汹涌起来，民工们脱下鞋子，用手举着鞋子就往水里冲，抢船过渡后，又从文集走回家几十里路，裤子边走边滴水；所以，这时才到家。当年三姐才16岁，母亲一听就哭了。父亲说：“大过年，没什么好哭的。”
吃完泡米子，就是我们盼望了一年的重要时刻：父亲将事先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塞在我们兄妹手中。母亲叮嘱说：“压岁钱不能当场拆的，要放在帎头下过夜，到大年初一才能拆开。”那时父母能给的压岁钱通常是2角，至多5角。夜里将近零点，神柜上放的一个老式摆钟响起（这个摆钟是我姑爸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鲁庙小学教书留下来的，哥哥教书时从姑爸家中抱回家里。每到半点就“当”一下，整点就“叮当、叮当”，有几点发出几点声音，忠实记录着过往岁月里每个时光，往复地履行着自己报时职责，那个年月可能全村只有我家有钟）。辞旧迎新的时候，父亲把迎年鞭细心地拿出，再拿一根竹竿将鞭炮缠绕在上面，点燃放了起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把年味推到了极致。零点到了便正式守岁的时候了，全家人围着火盆烤火，嚼着蚕豆、嗑着南瓜子，吃着焦切、酥心糕副食、喝着茶、说说讲讲…家人闲着，灯火可亲。火盆里的柴火炭块向外吐着红红的火星，屋外天寒地冻，有了这火盆，屋里温暖如春。过年的味道正是一家人团聚与亲情的味道！
大年初一，一大早，父亲放完开门红炮仗，就把兄弟姊妹几个叫在一起，敬祖、叩谢，祈祷先祖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健康。母亲已在堂屋方桌上摆好了卤菜，十盘腊碟子。吃完早餐，父亲就带兄弟姊妹几个给先祖上坟，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后与父亲一起给家门族长拜年，叔伯拜年还没结束，邻居家的孩子们就已经找上门了，三五成群挨个给邻里家拜年，只要嘴甜，去哪家都能带回满满一兜的糖果和零食。小伙们特别喜欢到曲轴厂何生明（抗美援朝时，任汽车连连长）厂长家去拜年，何大爸就把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递我们手里，一般都是5角新票面；王大妈把武汉饼干塞在我们衣服荷包里。他家压岁钱大，相当于巨款，饼干好吃，放进嘴里嚼的发出嘎嘣嘎嘣的清脆声。走到厂值班室门口，还拿起电话，装模作样：“喂，今天过年啦！”每个小伙伴们都说一句：“过年好！过年好！”
村里文艺宣传队锣鼓喧天还在给各家各户拜年，表演人员有：毛土成、许光文、孟庆培、熊永兴、李志华、邓家海、王道秀、丁克英、杨忠英、还有我二姐等，他们都是活跃在我村多年的文艺工作者，给节日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气氛。小伙伴们觉得还看的不过瘾，手拿着瓦块学着打锣鼓的样子，瓦块相撞发出“蹦蹦蹦”的声音，听起来很得意；边走边跳，洋洋洒洒走到街上看“城里”人过年的热闹情景。小伙伴们在大街小巷尽情穿梭，恰好跟镇上粮管所、搬运站、供销社几个单位踩高跷、玩采莲船的秧歌队在山街岔口（现法律事务所，当年是卫生所）的位置相遇，一下子“杠上”较起劲来了，他们都拿出自己的绝技功夫，彼此唱、跳，不相上下、各不相让，精彩表演赢得围观人群掌声不断，连连叫好！余兴未尽不肯归。
大年初一，这一天兴奋得不得了，放鞭炮是我们最爱的活动。那个时候，鞭以封为量词，一封有300头、500头、1000头。一封鞭一点就炸完了，没多大意思，我们喜欢拆开一个个地放，那才好玩。玩鞭炮小伙伴们是认真的：有的插在雪地里炸；有的点燃后扔到水里；有的点燃后往破缸破罐里塞…大孩子们将鞭炮点燃后，迅速用铁皮碗盖着，只听“轰”的一声，铁皮碗飞到天空十多米高，宛如一只展翅的小鸟，将小伙伴的欢乐捎向广阔天空；有时，还与小伙伴去捡哑鞭，捡到手上从中掰断，一点火喷出火花花，发出“蛐蛐蛐”的响声，常常手上脸上黑乎乎、赃兮兮的。更有甚者，点燃后直接扔到别人身后，一声爆响，吓得别人一哆嗦，旁人吓了，小伙伴们则乐了，四处逃窜哈哈大笑。以上玩法越来越有兴趣，一番脑洞大开、花样翻新，对牛屎打起了心思，也不嫌脏，将鞭炮插上面，一声巨响，牛屎纷飞。
大年初二，是跟父母一道去外婆家拜年的日子，父母准备的礼物，这个是外婆的，那个是舅舅的。用父亲的话说：“自家的生活可以马虎，但对母亲的娘家一定要真心实意。”听说要到外婆家，我们小孩子撒开脚就跑起来，高兴劲儿就已经撵不上脚步了。在外婆家，父亲和舅舅照例是要喝酒的，喝到兴浓时，他们大声谈论、开怀畅饮，每每此时母亲总会阻拦一番，让父亲和舅舅少喝。外婆却不乐意了，说大过年，让他们开心喝就是了，喝多了也没事，一年到头，难得如此开心，难得如此清闲。说着，外婆拿起压岁钱就往我衣服兜里塞。我说：“谢谢，外婆。”外婆用手示意：不用谢，便说：“出去玩一下下。”不知不觉，中饭连着晚饭两餐结束，已是夜暮降临了，要回家啦！
大年初三到姑爸家拜年，都会遇到姑爸家亲戚；初四到姨爸家拜年，也会遇到姨爸家亲戚。席间，在姑爸家，父亲与亲戚坐在一起，在姨爸家，父亲也与亲戚坐在一起，喝起酒来边吃边聊，交流着过去一年别后的光景，谈论身边的人和事，相互传经送宝；当喝酒喝到高潮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你来我往，我真你诚，礼尚往来。亲戚之间，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时间一晃，天色渐晚，日暮西垂催人回。父亲在回来的路上讲：“拜年不是走形式，民间就有‘有心拜年，十五不晚’，是人情社会的一种处世之道。”
随着正月慢慢走，慢慢到了初五、初六，人们要参加集体生产队劳动一一挣工分了。原本热热闹闹的春节，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便落下帷幕，只有门框上大红的对联，大门上斗大的福字，门前鞭炮炸响后落下的残骸，还昭示着春节的热闹和幸福。
儿时的年是真挚的情感和无忧无虑的开心，小时候家中并不富裕，可还是盼着那场一年一桌的团年饭；吃的不一定好，可是大家团团圆圆，有说有笑，空气里洋溢着喜庆与团聚；看着家人忙碌的身影，总是感到浓浓的暖意；小时候的年总有令人温暖的画面，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和电脑，更没有豪华的娱乐场所，但是，小伙伴玩得开心，大家左拥右抱，开怀大笑。现在，每年都会有人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并不是年味淡了，只是我们慢慢长大了，对于过年的追求不一样了：小时候，一件新衣、一串鞭炮、一颗糖果、一点压岁钱，那便是年，虽然简单，却有道不尽的幸福。
如今过年，物质极大丰富了，我们的餐桌上啥都有了，人们平日的吃穿比以往不知要好多少倍。乡村城市，街头巷尾，灯笼高挂，火树银花。特别是网络发达的今天，过年的方式也是层出不穷、千变万化一一电话拜年、视频拜年，越来越受人们的追捧；微信里发个信息，来一个视频通话，你一言我一语，闲唠家常，就是远隔千山万水，却也近在咫尺。我们的生活太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