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快递猛敲我门，太困了，我说你放门口吧。

不知过了多久，快递走了，我起床穿衣，走到门口水表箱拿快递。发现不是我的东西，我是303，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看来看去像是503。

快递送错了，第一反应是把盒子扔进水表箱，让他自己发现问题。转身回到屋，想了想这样不好，如果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我送一趟也没什么不好。

我于是拿了盒子，走了十几级台阶，敲了同一个位置的5层的房门。

远远地，里面传来一声，“谁啊”，是个女声。我隔着门大声说，“快递送错了东西，我来给您送东西。”里面的人貌似没听清，扒拉着猫眼从里面看我，看了几秒钟，发现我是个手无寸铁的女性，这才打开房门。

房门开了多少呢？一根手指那么宽。我甚至都看不到她的脸。盒子我竖着给递进去，对方接过去，我又说了一遍，“您好快递送错了，这是您的东西吧？”她看了看，说“是啊，谢谢你。”然后关上门。

这个防备的动作，每次快递或者外卖人员敲响我家门时我也常常做。如果不是这一次我敲门送东西，我都不会意识到它已经演变成一种隔阂陌生人的本能反应。

北漂十年，你问我适应了这个城市吗？不完全。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跟不上它的节奏，会觉得累，加完班会在地铁上睡过站，遇上下雨天没带伞会抓狂地奔向人群。很多很多地方我不适应。可有些地方，我适应的很好。

比如，独居，接受生命里不再有邻居这回事。记得刚来北京时，我住在三姑家，那是一栋类似于我如今租住小区的建筑，一个楼层散了两三个住户，可大家彼此之间互不认识，尽管很多人一住就是半辈子。除非在电梯里遇见，一个没话找话的空间，才会互相问一句，“回来了啊？”“是啊，回来了。”

十年下来，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独居生活。大家同住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见不见的没什么紧要关系。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写着写着稿子不舒服了，会有能帮我拨120的邻居吗？我想是没有的，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每天勤于锻炼，让自己尽量不要生病。

这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我与很多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对陌生人，我越来越难付出真心。基本都是在别人对我有了好感或做出善意的举动后，我才试着放那颗好奇的心去接触对方看看。

恋爱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微信上来个小伙子，他不讲话我就不讲话，他什么时候对我做出牺牲我才肯让一步，也做做我的牺牲，两个成年人精于算计，每一句都像情感上的博弈，好像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藏着冰山一角，你害怕看见的那百分之二十，更怕看不见的那百分之八十。

我越来越难跟人交心。更豆瓣以来，跟一些朋友有过短暂的问好，愉悦的交谈，可真正放在心上的少之又少，我变得吝啬，堂而皇之的觉得人本生而孤独，所以我没资格要求别人为我做什么，别人也没机会要求我为他做什么。我对建立那种温暖，有爱，互相关怀与支撑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在意。可回想十年前，我来这座城市最大的心愿，就是结交一群可爱又可靠的朋友。

我活成了李诞嘴里的“都行”“都可以”“你看你”，我彻底的佛系，却心里空空，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活得并不开心。最可恶的，李诞可是鸡贼，他才不是那种真的“都行”“都可以”“你看你”的人。

我们这个社会太冷漠了，大城市像一座冰冷的地下冰窖。每个人都忙于安置自己的生活，为了一日三餐忙到头破血流。随着时间的流逝，成年人如你我他，越来越懂得时间的宝贵，所以不愿浪费心血在不确定的人与事上。这看起来精明，却恰恰掉进了机巧却无用的算计之中。

那些让人心拔凉拔凉的社会新闻事件我就不提了。我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人类会不会死于这种不愿交付真心、自以为是的小九九。我唯一清楚的是，有可能我们都会变成《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

金庸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其实不是郭襄，而是令狐冲。他亦正亦邪，对爱情，人生看得都很开。那句“反正我就要死了，有酒不妨多喝两口”使我也很欢喜。他对江湖没什么功利心，所以身无所拘来去自如，恒山派有难他管魔教有难他也管，他做人做事不问那么多为什么，只是想做就做了。偏偏，这样的人继承了绝世武功，娶到了魔教圣姑，挺好，真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