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深处的艺术韵味
——于右任先生书法欣赏
作者//郭有生
面对于右任先生这副对联前，时间仿佛悄然凝固了。那悬挂着的杰作，将一段奔腾的历史、一份超然的情怀，稳稳地收纳其中。宣纸已微微泛黄，是岁月沁染出的琥珀色，衬得其上的墨迹愈发深邃，如夜空中最沉静的星辰。这幅作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二月的墨宝，正当天地翻覆、历史巨澜之际，笔端却流淌出“极天地大观”的豪情与“得山水清气”的幽静。这墨色浓淡之间，洇染开去的，岂止是笔走龙蛇的线条，更是一个灵魂在时代洪流中的安顿与眺望。
于右任先生的这幅草书对联，整体气象潇散活泼，妍拙圆融，在看似不经意的挥洒间，蕴藏着吞吐大荒的磅礴气势。这并非技巧的炫示，而是生命情态的自然流淌，是“人书俱老”境界的完美呈现。
“得”与“极”二字，作为上下联的起始，以其宽博的体势，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得”字结构疏朗，特别是右上部分的留白，巧妙地营造出虚空之感，恰如哲理中所言——唯怀虚方能容物，心有所空，方有所得。而“极”字最堪玩味之处，在于末笔那大胆的纵逸，线条向右下角疾驰而出，果断地突破了字本身的界限，仿佛书家目光随之驰骋，意欲穷尽天地之边际。这一笔的“越界”，正是“极”字精神内涵的视觉化表达，是心游万仞的生动写照。
再看“气”与“观”二字，皆取纵势，如长枪大戟，挺拔而上，舒展畅达。“气”字末笔的回环缭绕，将无形之“气”的流动感、充盈感刻画得淋漓尽致，又有心舒情畅之感；而“观”字的多折，似乎体味到天地的阳刚之气，仿佛是洞察秋毫后的最终定格，完成了“观”这一行为的全部过程。
于先生对汉字造型的深刻理解，在“山”、“水”等易写板滞的字上尤见功力。“山”字三竖，最易雷同，而在此作中，三笔姿态各异：或圆起方收，饱满厚重；或折转相谐，和而有姿；或轻轻一顿，戛然而止。简单的三笔，便立起一座层峦叠嶂、意蕴丰富的“文字之山”。“水”字的处理更是精妙，为避左右对称之呆板，左侧笔画轻盈灵动，曲中蕴直，如溪流淙淙；右侧则重按涩行，曲中见曲，似波涛蜿蜒。这一轻一重，一曲一直，一静一动，尽显水流之百态。“地”字轻与重、巧与拙、连与断，融为一体，似乎暗示大地的多姿多彩。而“大”字那看似漫不经心、离散开张的末笔，毫无刻意聚拢之态，正透露出书家创作时那份不拘小节、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在心境。
这种点画之间的生命力，正是中国书法至高境界——“气韵生动”的体现。于先生的笔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层面，每一笔都是其学识、阅历、性情与瞬间感发的凝结。那乌黑的墨，在米白的宣纸上，不仅构成了二维的图形，更营造出一个充满张力与呼吸的三度空间。那红色的名章，如画龙点睛，在沉静的墨与素雅的纸之间，钤下一颗炽热的心印，平衡了整个画面的色彩，也宣告了创作者不容置疑的存在。
从内容来看，“极天地大观，得山水清气” ，原为清代名仕吴青题于无锡惠山至德祠的对联，内容描绘山水精神与天地境界，蕴含着中国文人千古不易的精神追求。作者选择此联，自有深意。
“极天地大观”，是一种向外拓展的、雄浑的宇宙意识。它要求人的心灵能突破一己之私、一时之限，去仰观宇宙之浩渺，俯察万物之繁盛。这“观”，非是寻常的看，而是《周易》“观卦”中所蕴含的洞察与体悟，是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逍遥精神。于右任先生书写此联时，已年近古稀，历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时代巨变，目睹了天地间最为壮阔也最为残酷的“大观”。这笔墨间的豪迈，并非书斋中的空想，而是历经沧桑后沉淀出的豁达与坚韧。
“得山水清气”，则是一种向内求索的、高逸的人格修养。在纷扰的尘世中，如何保持心灵的澄澈与独立？中国士人的传统答案便是回归自然，从山水中汲取那份清逸、刚正、超脱的“气”。这“清气”，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是王维“清泉石上流”的禅意，亦是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它象征着人格的纯净与精神的自由。
这一联，一外一内，一雄一逸，一收一放，恰好构成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既要有包罗万象的胸怀与见识，也要有清逸高洁的品格与情操。而落款“？文先生法正”，又为这幅宏大的宇宙人生叙事，增添了一抹温情的人文色彩。这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两位文人之间以笔墨进行的精神砥砺与情感慰藉。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即公元1949年2月。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节点。平津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刚刚落幕，长江以北尽易旗帜，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正在酝酿。于右任先生作为国民党元老，身处南京，其心境之复杂与苍凉，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笔写下了“极天地大观，得山水清气”。这十个字，此时读来，别有一番深意。当外在的“天地”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时，当个人的命运与家国的前途一同悬于未知时，那种试图“极”尽“大观”的努力，或许正是一种对动荡现实的超越性思考。而“得山水清气”的渴望，在兵荒马乱、世事纷扰中，更显得无比珍贵，那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救，是于风雨飘摇中为心灵寻找一方安顿之地的努力。
笔墨从来不只是笔墨。这酣畅淋漓的草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忧思与坦然，激荡与平静？我们已无法确知先生当时具体的心绪，但通过这力能扛鼎又潇洒出尘的线条，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面对历史狂澜时，试图以文化的定力来平衡现实的无常。这幅作品，因而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文献，它以最含蓄也最深刻的方式，记录了一代人在时代转折点上的精神风貌。
现在，我们或许已不再习惯于竖排的阅读，不再能轻易地提笔挥毫，但那份对“天地大观”的好奇与探索，对“山水清气”的向往与追寻，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他的“标准草书”，在狂放与法度之间取得的完美平衡，似乎也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提供了一种隐喻：如何在追求个性自由的同时，不迷失于混乱；如何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不扼杀内心的创造？
这幅悬挂在墙上的对联，早已超越了其作为一件“美术品”的物理属性。它是一个气场的中心，一个文化的坐标。那氤氲的墨气，仿佛仍在缓缓散发，与观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它让我们记起，有一种文化，将文字的书写升华为至高的艺术；有一种境界，能在尺素之间，容纳整个天地与山水。
在于右任先生那力透纸背又飘逸如云的笔痕深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人与他所挚爱的文化传统最深切的拥抱，是一个个体在历史洪流中试图确立的永恒价值。这墨迹，是历史的沉淀，是情感的凝结，更是一种不朽精神的见证——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人总可以在内心修得一片清明，总可以极目那无限的大观。这，或许便是这幅对联穿越时空，至今仍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