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的变法，我想绝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是“商鞅变法”。其实，中国古代变法图强的案例很多，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管仲、吴起、李克、申不害等变法，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商鞅变法之所以名垂史册光彩夺目，可能与秦国最后一统天下的巨大成功有关。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千古一理。而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论调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令人信服。
任何变法或者说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自然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封建分封制，贵族阶层是最大的受益者，改革就会触动贵族阶层的利益，自然会遭遇抵制。
即便是底层百姓，很多时候也很难拥护变革，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人类亿万年的进化史使人对陌生环境、陌生事物具有天然恐惧感，安心于熟悉的环境，相对固化的生存模式。即便当下并不美好，但只要能对付过得去，就不愿接受变化。
因此，在推动变法问题上，商鞅和贵族代表甘龙上演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赛，裁判就是国君秦孝公。
商鞅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是说，老百姓啥都不懂，凡是开创性的工作都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意见，等事情办成了，咱们有好处，他们也有好处，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工作果实，他们自然就没有话可说了。结论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接着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意思是说，君主以强国为目的，能达到强国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好办法，如果旧的政策不能强国，那应该就是必须舍旧用新的。
而反方甘龙也应对有据：“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意思是圣明的统治者都会因势利导，既不会移风易俗，也不会革新变法。
接着说：“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意思是说，因势利导才能事半功倍，谁都不费力，不会把社会搞得鸡犬不宁。
甘龙的论点是，因势利导才是人间正道，社会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东西，运行了这么久，惯性很强大，如果非要逆着社会的惯性硬来，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难分高下。但秦孝公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雄主。为了秦国富国强兵，强势生存，坚定地站在了商鞅一边，一场轰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秦国全面展开，为大秦帝国一统华夏奠定了基础。
其实，商鞅和甘龙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要把握变法的时机和变法的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认为，商鞅变法的最大贡献，不仅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华夏文明基因；同时也给中华文明注入了变革的勇气和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