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正式启动了一项理想中可以做十年的工作，即可帮助高中生参与到社会创新中来，培养他们的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所有打着创新旗号和社会目的的标签我都兴趣。而高中生就是整个的未来，我很希望可以在一颗种子。高中的生活距离我已经有十多年了。加上大环境变化那么快，所以真的开始做高中项目，我也很忐忑，对他们我到底了解多少？
初次和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们接触，除了极个别的非常活跃，坐在前排的眼神明亮，其他的同学连相互说话，传递都很费劲，尤其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合作。那些极活跃的，觉得自己要不然创造力爆棚，要不然就是黑暗力量的代言人。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去激发他们有一些是同学之间的必要交往的，然后又试了试团队之间的互相pk，再然后就是一些通过指出他们的错误和不足来激发他们的反抗。但是这些效果都能从心底去激发他们效果很难持续。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学校是上海的二流学校，虽然挂牌还不错，但还是难以逃脱，没有保送名额，也没有计划出国念大学，所以需要奋力争夺有限的上海高校名额。对于夹心层的他们，大概最好的策略就是安心读书，奋力一搏。问及他们的课外生活几乎也都是以学业为重，偶然的志愿行动也是为了教育局的课外实践活动时长指标，去地铁里面做个志愿者什么的。
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拿身份证了，在从一个学生往社会人的角色转变，而遗憾的是他们几乎还不能理解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父母期待的角色的，是一个没有叛逆期的学习的孩子。当孩子没有满足期待的时候，父母通常就会拿出他已经成人的证据来说事，我听过的，最多就是都已经这么大的人了，还怎么怎么怎么样。想起来好笑，对我四岁半的女儿我也经常说这样的话。然而我们去很少知道到底年龄意味着什么，哪些是需要被满足的合理的期待。
在我们老师之间也总是有分歧的。比如同事chris就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了，应该给他更多挑战性的内容一起挑战新的形式。另外一个同事桃子就会觉得这个时期的孩子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实际上看到的就是很小的世界。我呢，就总是在关注你这次学生是不是喜欢我们，只有在喜欢我们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接纳我们课程，从而从中受益。这样看来这种受益是没错，但似乎很多的决策都是建立在他们喜不喜欢而做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做这样一个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每一个说法都不能说服所有人。同时也在往来反复的讨论中才确定出来好你的标准：受众参与度越高，教育就越成功。
项目的资助方代表对此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的解释一方面是说没有远大的考虑就会带来现实的不如意，另外一方面是说如果眼光不够永远就会被当下的不如意困扰。嗯，这几支中难以接受的现实大概就是这些孩子被困扰的，从更长远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让他付出经历了这样几次聊天式的上课，这群孩子才似乎跟我们亲起来，听得进去课堂里的一些话，开始产生真实的互动。
上课的时候最困难的环节莫过于让大家发表意见提提问题。一开始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用团队pk的方式来提问题。有一些辩论队的学生崭露头角，提了一些好问题或者说正常的问题。大多数的学生都习惯提封闭式问题，想不到或者说也不想提开放式问题。更别说在这些问题中出现那些关于质疑的问题。上节课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讲什么是问题，请他们提出社会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们的正义感十足，这样的正义感中却带着非常多不理智的因素。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问题看到的个别性的问题当作是社会的问题，这种由己及人的快速而没有依据的推导非常的常见。
然后当我们真的对那些问题进行分析，大家所能熟悉的也就是教育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例如信息技术课采取末位淘汰制，如果分数在后5%就一定要重修，我们深入的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制度，学生们即便是最聪明的学生的答案也是类似于领导拍脑袋的决定，再问为什么领导要做拍脑袋的决定呢？学生们就觉得一定是领导想上位，想表现自己，所以坑学生。我问为什么领导的这种想表现自己坑学生的想法会在这样一个体制里面通过呢？然后他们会说或许所有的人都拥护这个领导，但确实也说不过去。这样一个卑劣的借口如何能够成为教育体系的通行证不合常理。这时候他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当领导提出这样的方案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是基于什么样友善的目标。然而，这些友善的目标在过程中也会遭遇哪些挑战他们会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这样的一轮换位思考，他们才发现原来正义的理由不一定会带来正义的结果，而不正义的结果也不一定处于不正义的目的。社会的复杂性超出他们的想象，但也超不出对人的理解。
这一门课再从学分高，轻松愉快，老师不错想要认识更多同学，渐渐的过渡到认识社会，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从社会人的角度做一些事情，除非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动力和能力。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