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疑案缘起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的春闱舞弊案，震惊朝野，影响深远，它不仅彻底断送了唐寅的仕途，也改变了唐寅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心如死灰、贫困潦倒、孤苦落魄，最后含恨而终。
据前文剖析，“弘治春闱案”的导火索是举子们对唐寅、徐经不满和怀疑，其发端是华昶上疏举报程敏政卖题，这二者，一个在民间，一个朝堂，信息是如何传递的呢？大明王朝那时可没有微博、微信，一个小道消息传到一个朝廷命官的耳朵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会不会有人告密呢？
唐寅《与文徵明书》自述：
“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
此处唐寅明言自己是受了谗言陷害，“侧目在旁”四字似乎暗示身边有个奸邪小人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并最终将自己推向了火坑。
唐寅《又与徵仲书》亦自述：
“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
此处明言被朋友陷害。
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曰：
“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
此处直言是有一个人向朝廷告的密，并称他为“仇富子”。徐经有的是钱，被仇视的当然是他。
祝允明又在悼念唐寅的《哭子畏》中写道：
“高才剩买红尘妒，身尤闻乐祸人。”
这几种言论结合起来思考，似乎坐实了有那么一个人，仇视徐经的富有，嫉妒唐寅的高才，他就在唐、徐二人的身边，在会试结束之后，群情激愤之时，向朝廷命官进馋诬告唐、徐买题作弊，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明朝的史料笔记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都穆。
《明文海》卷四二八，蒋鐄《唐伯虎寅》载：
“玄敬（都穆）闻之，以语其友给事华昶，昶遂疏程鬻题。”
蒋鐄是明朝万历年间人，苏州人，是唐寅的同乡。这段话言简意赅，即都穆向华昶打的小报告，然后华昶才上疏弹劾程敏政的。
明人秦酉岩的《游石湖纪事》对此事的记载就比较详细了，其曰：
“戊寅春初，看梅于吴中诸山，于楞伽山会雅宜先生子龙冈，龙冈固六如唐先生子婿，为说唐先生事，漫识如左。”
雅宜先生即王宠，苏州人，明代书画家，龙冈是他的儿子王阳，而王阳又是唐寅的女婿。秦酉岩声称亲耳听到王阳口述。王阳大致是这么说的：弘治十一年（1488）乡试时，徐经花钱买通考官，得到试题，然而告诉唐寅，唐寅又告诉都穆，因此三人都中了举人，唐寅为第一。次年会试，徐经故技重施，从主考官程敏政家僮那儿买到试题，然后又告诉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
未揭榜钱，都穆参加了一位马侍郎的宴会，给事中华昶也在席。期间突然有要臣拜访马侍郎，马侍郎离席接待，原来是有关会试之事。来人说：“唐寅又得第一了！”都穆从隔壁听到这话，顿生妒心，就把自己和徐经、唐寅作弊的事告诉了马侍郎，华昶也听到了。于是华昶上疏弹劾，才有了后面的事。
多年后某日，唐寅在一酒楼上饮酒，听闻都穆将至，立刻神色俱变。都穆通过友人说情，想跟唐寅重归于好，于是快步登上酒楼见唐寅。唐寅瞥见都穆的身影，竟然从楼上窗户跳下，遂终身不相见。
此段记载的最后，秦酉岩生怕读者不信，又言之凿凿地说：
“按此时绝无知者，少尝闻之陆蕙田先生，先生陆海观南之子，性迂怪，好谈吴中故实，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长者，口不谈人过，云‘方语此时，词色俱厉。’且云：‘人但知穆为文人，不知媢嫉若此。’此事盖实录云。”
秦酉岩说，都穆诬告唐寅这件事他小时候就听陆蕙田先生说过了，而陆蕙田又声称他是听文徵明说的。文徵明什么人？唐寅的好友。而且文徵明向来为人宽厚，对陆蕙田说起这件事时，“词色俱厉”，显然是非常生气。秦酉岩又发了一段感慨：人们只知道都穆是个文人，却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啊！最后还声明，此事是“实录”，不可能有假！
秦酉岩此论一说，都穆的罪名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后来者纷纷采纳此观点，并不断添油加醋。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弘治中，唐解元伯虎以诖误问革，困厄终身，闻其事发于同理都冏卿元敬（都穆），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善，以唐意轻之，每怀报复，会有程篁墩预泄场题事，因而中之。
唐既罢归，誓不复与都接，一日都瞰其楼上独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顾见面，即从檐跃下，坠地几死，自是遂绝，以至终身。闻都子孙甚微，或是修郄之报，然唐后亦不闻贤者。此说得之吴中故老云。
此记载没说都穆参与徐经、唐寅的作弊，声称是唐寅轻视都穆，都穆才伺机报复的。并且沈德符还发了一段因果论：听说都穆子孙凋零，恐怕这是报应啊！
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都少卿穆》曰：
“余闻之故老，玄敬与唐伯虎交，最莫逆，伯虎锁院得祸，玄敬实发其事，伯虎誓不与相见，而吴中诸公皆薄之。玄敬晚年深自悔恨，其殁也，不请铭于吴人,而远求胡孝思，盖亦其遗意云。”
钱谦益称都穆和唐伯虎本是莫逆之交，后陷害唐伯虎遭祸，吴中名士因此瞧不起都穆。都穆晚年很是悔恨，死前遗言，不向吴中名士请书墓志铭，大概是怕人揭发他的“丑行”吧！
清代王鸿绪《明史稿》亦称“友人都穆构其事”，又称“以陷寅，为世所薄。”直到今日，苏州横塘唐寅墓园的坊柱上，仍刻有一副对联：人间何物都元敬，海内知音祝允明。
二、都穆其人
前面说了这么多，那这都穆到底是何方人物呢？
都穆，字元敬，又作玄敬，因家居吴县南濠里，人称南濠先生，自号虎丘山人。其父都卬，字维明，九岁能诗，十二岁随其父都彦容至杭州参加文人集会，席间分韵赋诗，都卬作出的诗格律工整，气象阔大，满座为之惊叹，称他为“奇童”。父亲才学如此，都穆的文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七岁就能作诗文，成年时博览群书，二十五岁便以博学多识为乡人所敬。
都穆居家数十年，授馆教徒，是名副其实的“都教授”。他一边教学，一边做学问，三十岁时就有著作数十卷。
都穆的父亲都卬，为人不慕名利，寄心山水，无意功名仕进，都穆受其影响，也没有从事科举，只是埋头乡间苦作学问，即使生活贫困也不改此志向。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了一个故事：都穆为人侠义，好救人危急，尤其喜欢请客吃饭，身上钱花完了，就脱下衣服到当铺换钱，然后继续请人吃饭。某年除夕，家中绝粮，都穆作诗给友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潇然，牢落生涯只旧毡。君肯太仓分一半，免教人笑灶无烟。”意思是说，到年关了，我家室内空空，只有一条破毡子。兄弟你家仓里粮食多，不如分一半给我吧，免得让人家笑话我灶台不冒烟啊。开口就让人分一半给自己，要说这都穆还真好意思。朱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也蛮大方，真就分了一半给都穆送去了。
清贫的生活看似过得很有诗意，但都穆毕竟不是都卬，他虽不贪财，但却好名。知子莫若父，都卬曾笑说：“别人著书别人开，我家都穆著书自开。”言下之意，都穆有自我标榜之心。
《尧山堂外纪》、《异林》、《山樵暇语》等明代笔记都记载了“占梦”一事。说都卬曾到九仙祠祈祷儿子都穆的前程，梦到一个老头对他说：“汝子功名在何处？”都卬一觉醒来，仔细思索，觉得这预示着儿子这辈子都得不到功名了，于是就绝望了。都穆四十岁时，在吴宽家做老师，他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悬挂到吴家堂上，正巧有位姓何的巡抚来拜见吴宽，看见了都穆的文章，大为赞赏。找出都穆交谈，得知他还是一介布衣，于是推荐他参见乡试，从事科举。
都卬自己无心仕途，怎会在意儿子仕途无望呢，“占梦”一事当是虚构，但都穆受巡抚江南的何鑑赏识，并在何鑑的强行要求下参加科举，确是事实。弘治十一年（1498）年，都穆乡试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弘治十七年（1504），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官改南京兵部武库司。正德三年（1508）六月，都穆的父亲都卬去世，都穆回乡守制。正德六年（1511），官工部虞衡司署员外郎。正德七年（1512），升任礼部主客司。正德八年（1513），都穆以礼部郎中受命册封庆府寿阳王妃，出使秦川。此行历时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来回途中，都穆实地考察西北的地理、人文环境，并记诸文字，为《西使记》。因身体多病，又思乡情切，都穆于次年上疏请求致使，朝廷同意，加太仆寺少卿。
都穆为官十年，所任官职都不是什么显位，他为人低调，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史载都穆为人耿介，不结党，不谄附，有人向他送礼，他也拒绝不收，似乎未有污点。
退休后的都穆回到苏州老家，依旧苦学不辍，潜心学问。当时富豪仰慕他的名声，竟然邀请，全被他拒绝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都少卿穆》记载了一则都穆好学的故事：
吴门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当有读书灯在。”扣其门，果得火。
由此可见，都穆读书之用功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都穆一生著述二十多种，晚年退休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无官一身轻，除了埋头著书外，还整理了以前的著述，并参与了多部地方志录的修撰。其代表作有《金薤琳琅录》、《南濠诗话》。
晚年都穆生活不太宽裕，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卖文，说起来比唐寅好不了多少。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载：
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亦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
“不苟取”可见都穆为人正派清廉，得病仍不休息，其生活之寒酸，令人唏嘘。都穆晚年经常断粮，他自嘲说：“天壤间，当不令都生饿死！”这种豪气和达观，亦令人叹服。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都穆去世，死时家中一贫如洗，只有藏书数十卷，苏州知府胡缵宗敬重他的学问德行，为他置办后世，葬于吴郡花园山。
综上可知，都穆是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大学者，可为什么当时人会将唐寅之祸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呢？究其原因，无非是都穆与唐寅、徐经一同北上参加会试，而都穆的才学又是公认的稍逊于唐寅的。结果是唐寅遭祸被削籍，都穆却中了进士。正如落第的举子们需要发泄，故将怒火喷唐寅、徐经一般，为唐寅不平的“正义之士”也将矛头对向了都穆，一人起疑，后者编造故事，再后者相传，于是埋头读书的都穆身上无缘无故就多了一口大黑锅。
三、具体分析
都穆有没有陷害唐寅，空口无凭，下面就来仔细分析。
首先，假使华昶是得了都穆的报告才弹劾程敏政，那为什么华昶下狱时，不将都穆拉出来为自己作证呢？，《明史》、《明实录》等官方正史关于“弘治春闱案”的记载中，没有只字提及都穆。据此，明孙麟芳《矶园稗史》载：
弘治己未，程篁墩敏政鬻试目，给事中华昶发其事，始于举子都玄敬，为昶西宾，言之昶，因举劾。昶与穆誓死不相累，故昶虽被掠笞，终不及穆。至今人咸弗知之。嘉靖初，昶侄孙钥，职方主事，语予云。时昶历方伯，都为郎中，俱归休矣。
孙麟芳说，都穆与华昶在事前签了保密协议，发誓不相连累。这就有意思了，都穆是怕华昶供出自己影响仕途，那华昶怕什么呢？他冒着诬告的危险，弹劾程敏政，却又在关键时刻有证人不说？是个傻子都知道，你既然出来告状了，必然要拿出证据，华昶竟然发誓隐藏证人，眼睁睁看着案子以“查无实据”结案？他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送吗？这不是典型的傻缺吗？
据明人陆粲《庚已编》记载，华昶不是硬骨头，他是举证人的，不过不是都穆，而是他的同乡孙学，其文曰：
时江阴士人徐经于主文者有汇缘，为华给事中昶所奏，下制狱验问。华以学同乡且素厚，授以为证。
其实此事有没有证人也并不是很关键。民间风闻传到朝堂虽然不易，但是明朝的言官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捕风捉影，听到风言风语就上疏言事，弹劾起同僚来毫不留情，而且专挑官位高的弹劾。他们是大明王朝最会刷存在感的一个团体，往往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实则为自己沽名钓誉。
再者，孙麟芳也是听华昶侄孙转述，道听途说，真假实在难辨。
再来分析《游石湖纪事》的大段记载。
其一，说唐寅、徐经、都穆三人同在南京参加会试，徐经买了考题，告诉了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可明薛章宪《记沧螺集后》载，徐经、都穆二人同在弘治八年（1495）年乡试中举，而唐寅则在弘治十一年中举（1498），三人不在一年参加乡试，如何一起作弊？唐寅的挚友文徵明也于弘治十一年参加乡试，结果却落败而回。假如唐寅得到了试题，告诉了都穆，却不告诉文徵明？
其二，说徐经向程敏政的家僮买得试题，告诉了唐寅，唐寅又告诉了都穆。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啊，后来都穆居然会因为嫉妒唐寅而举报。这就好比一帮劫匪抢了银行，后来由于分赃不均，其中一个劫匪就报警了。就算都穆和华昶签了保密协议，他都穆就这么相信华昶的人品吗？就算华昶不说，在牢里被打的那么惨的徐经会不把都穆供出来？都穆这是拿自己的前程和性命开玩笑啊！
其三，又说当年会试，凡是先前录取的人全部除名，都穆因为名次在后，反而中举。这就纯属扯淡了。此案事发的时，阅卷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已，而且试卷都是密封的，阅卷官都没资格拆封，谁被录取，谁在前，谁在后，根本无从知晓。都穆难道是神仙，料定自己的试卷没有被批阅，还预知自己的名次在后？如果他的试卷不幸已被批阅，还被录取了，那他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这么傻的人吗？因为嫉妒就拿自己的前程豪赌？
钱谦益说都穆因为自己在吴中名声不好，才遗言让胡孝思为自己撰墓志铭。这根本就说不通。胡孝思，即胡缵宗，当时是苏州知府，与吴中名士多有交游，他给都穆撰墓志铭有何不可呢？而且据《苏州府志》记载，连唐寅的墓碑也是胡缵宗撰写的！
从秦酉岩到沈德符，再到钱谦益，再到王鸿绪，他们的记载无一不是道听途说，秦酉岩是听陆蕙田说，陆蕙田听文徵明说，沈德符、钱谦益都是听“吴中故老”说，他们的论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毫无实据。谣言十人传，便能变幻中上百个版本。唐寅是吴中名士，会试之前的仰慕者尤其多，这些仰慕者在唐寅遭祸之后，很难客观地看待问题，一旦听到风言风语，便会立即口口相传，义愤填膺，恨不得把肇事者大卸八块。到了这地步，肇事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当时需要一个“肇事者”来接受口诛笔伐。这方面，古今皆如此。
四、时人态度
都穆陷害唐寅一案，道听途说不可信，明人笔记记载亦不可信，就算同时代的苏州人的观点，也不能尽信。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如何求索也不能得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当事数人对都穆的态度可窥知一二。
都说祝允明诗中的“乐祸人”指的是都穆。台湾学者江兆申在《关于唐寅的研究》一书中说，由于祝允明、唐寅、都穆曾交好，所谓“君子之交，不出恶声”，所以祝允明在撰写《唐子畏墓志铭》时，明明知道陷害唐寅的人就是都穆，但没有写出都穆的名字，这是古人的忠厚之处。按此说，祝允明内心一定是很瞧不起都穆的，但是事实如何呢？
根据现有资料，祝允明与都穆关系不错。都穆晚年身体不好时，不肯吃饭，祝允明一开始以为都穆是忙于学问而废寝忘食，后来知道原委，便作《与都穆论却饭书》，劝都穆要多吃饭，并称“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贤亚圣、而圣人未尝却饭也”、“却饭者独有神仙家者也”，“今姑问之，足下从圣人乎？从神仙家乎？则必应曰从圣人”。其文如话家常，苦口婆心，实在是用心良苦。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有这样的交流。正德二年（1507）文徵明绘《温兰图》卷，卷尾有都穆跋，祝允明题，二人合作，可见一斑。
都穆与文徵明的交情更是非同一般，他俩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文徵明曾为都穆的《南濠诗话》作序，当时是嘉靖十一年（1532），“弘治春闱案”已过去三十多年，都穆、唐寅都已去世，其文曰：“余十七岁时喜为诗，吾友都君元敬实授之法。”言语间对都穆为人多有褒扬，亦“吾友”称之。此后一年，文徵明编诗集，收录了都穆的诗，为此都穆的学生陆采作《谢衡山先生选濠翁诗》。如果文徵明知道都穆陷害唐寅，提到都穆就要“词色俱厉”，还会为他作序，收录他的诗？
那么都穆与唐寅的关系如何呢？是否是誓死不相见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出土了一方《故怡庵处士施公悦墓志铭》碑，右侧为碑铭“都穆撰文”、“唐寅书丹”，左侧为安葬时间，为“弘治春闱案”后一年，即弘治十三年（1500），当时唐寅刚刚出狱南归。假如是都穆陷害的唐寅，唐寅还会跟都穆合作。
唐寅被贬后的画作中也常见都穆的题记。《风木图》卷上有都穆的题跋，《观梅图》轴上有都穆的题诗，《双鉴行窝图》册上又有都穆的题记，诸家续题中也有唐寅亲笔再题。如此的话，唐寅跟都穆见面可就不只一次两次了，何谈誓死不相见呢？
钱谦益说“吴中诸公皆薄之”，那么吴中名士到底有没有鄙视都穆呢？
都穆幼年跟从沈周学诗，与沈周有师生之谊。沈周诗画双绝，都穆对他尤为叹服。沈周的人生态度和诗歌理论对都穆产生了重大影响。沈周的《石田诗选》中有多首赠都穆诗，如《送都元敬赴史西村家塾》《送都元敬赴试》，可见二人之深情厚谊。
吴宽，苏州人，成化八年会试（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都穆曾在吴宽府上私塾为教师。都穆出仕，虽然巡抚何鑑有启用之功，但吴宽亦有荐举之劳，吴宽对都穆的才华也是很赏识的。都穆收录的《吴下冢墓遗文》，便是吴宽作的序。
沈周、吴宽等皆是前辈，都穆与吴中与之年龄相近的青年才俊亦颇多交游。明代苏州文风极盛，名士如云，如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朱凯、朱存理等，都穆与他们志趣相投，互为标榜，其情甚笃。文徵明《大川遗稿序》曰：“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玄敬、祝京兆、唐子畏俱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朽。”
这场古文辞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唐寅和都穆俱为代表人物，唐寅还因为好“古文辞”而在录科考试中被罢黜。有着相同文学追求的唐寅和都穆关系非同一般。
文徵明六十岁时所作《题希哲手稿》中说：
“于时公年甫二十有四，同时有都君玄敬者，与君并亦古文名吴中，其年相若，声名亦粗略相上下……某与唐君伯虎亦追逐期间，文酒相酬，不间时日……既久困场屋，而忧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进士，仕为徒官。君与唐虽举于乡，亦皆不第……三君已矣！其风流文雅，照应东南，至今犹为人歆羡。”
希哲即祝允明。此段文章是文徵明晚年追忆所作，当时祝允明、唐寅、都穆都已经去世。他怀念往日诗酒唱和的乐事，感慨往事不可追，其言饱含深情。在文中，文徵明又提及了三人的仕途，祝允明和唐寅虽乡试中举，但皆进士不第，只有都穆中了进士，出外为官。假如是都穆陷害的唐寅，文徵明还能这般平静地叙述吗？文徵明在一干好友中享年最长，他晚年的诗文多有追忆之作，在他的心中，祝允明、唐寅、都穆三人地位等同，“风流文雅，照应东南”。终其一生，都没有说过都穆一句坏话。
都穆人品文品，认识他的人都推重赞赏，唐寅遭祸初，并没有人将矛头指向都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人对唐寅的同情日益加深，便寻根究底，欲为唐寅鸣不平。事情的关键，都穆是一众好友中惟一中进士的，这样的“异类”之举便成了造谣者的缘起，于是在后世的舆论中，史料笔记间，都穆便成了一个卖友求荣的无耻之徒。
至此，如题所述，都穆背了一口大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五百年。即使是今天的文坛议论，为都穆正名的也不多。笔者卑微，惟愿以寸笔千字效微功。
唐寅有《警世》诗曰：
万事由天莫苦求，子孙绵远福悠悠。
饮三杯酒休胡乱，得一帆风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
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泉下有知，唐寅与都穆定能携伴交游如常，活着的人又何须愤慨嘶吼，满腔不平呢？莫说都穆并未陷害唐寅，纵是真有其事，再去计较又有何益？人生匆匆数十年，一切随缘，行事随心，等到老死时，问心无愧，即为大成就！
参考文章：
王珍珠《都穆考论》
谈晟光《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