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对唐伯虎的记载，不过聊聊二百来字，而且还是附在《明史·文苑传·徐祯卿传》的后面，然而在野史中、在民间的街谈巷议中，唐伯虎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相传唐伯虎有一枚刻着“江南第一才子”的印章，又传闻他有九个老婆，还扮成小书童混进华府带走了秋香，其实这些都是好事者虚构的而已，不过唐伯虎的才华确是实打实的，他是“吴中四大才子”之一，还是明代四大书画家之一，他诗书画三绝，于明一朝几乎无人可及。

或许有人会问：唐伯虎这么有才，为什么不参加科举，为什么没中状元，为什么没有做官呢？的确，唐伯虎终生都是一介布衣，没有为官，但他不是没有参加科举，只是因一场轰动一时的“春闱舞弊案”彻底断送了仕途前程，这也是本文要细论的。

一、扬名吴中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唐寅出生于今江苏苏州，因此年是庚寅年，故名“寅”。并非是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所以才叫唐寅，没那么巧的事儿！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弘治春闱案”后，他心如死灰，笃信佛学，自号六如。唐寅的父亲唐广德，是个卖酒的小商贩，家中虽不算穷，但也仅够衣食而已。唐广德虽经商，但却有读书人的品行，他想依靠唐寅振兴门楣，将来通过科举走上仕途。

唐寅少有才气，聪慧绝顶，胜过常人，《全明词》称他“性不羁，有才华，文词敏快”。这样的资质，也难怪父亲对他殷切期望了。文徵明《唐子畏墓志铭》载唐寅“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可见唐寅读书亦颇刻苦。也许是父亲给的压力太大，唐寅对于科举不太感兴趣。他性格狂放，自由散漫，虽然“数岁能为科举文字”，但终究不是他的初衷本意。

成化二十一年（1485），唐寅“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成为苏州府学生员。这之后他结识了好友张灵（字梦晋）。这张灵性格落拓豪爽，嗜酒张狂，颇有魏晋之风。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载：

生而姿容俊爽，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贫，而灵独蚤慧。当舞勺时，父命灵出应童子试，辄以冠军补弟子员。灵心顾不乐，以为才人何苦为章缝束缚，遂绝意不欲复应试。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轻交与。惟与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

由此可知，张灵与唐寅性格、才情、家境都相似，连遭遇也类同，都是自己无心科举，受父亲的催逼才勉强应试的。这样的两个人，迅速结为莫逆，他俩恃才傲物，行事任诞，常做出有违礼法之事，欣赏的人觉得他们是狂生，讨厌的人觉得他们压根就是神经病。

当时与唐寅交游的还有祝允明、文徵明等，其中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对唐寅尤为赏识。文林历任南京太仆寺丞、温州知府，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他将唐寅的诗文拿给同为苏州人的礼部尚书吴宽看。吴宽看后亦非常喜欢，也在公卿间介绍推荐唐寅，从此唐寅人在苏州，才名已远播京城了。然而唐寅却不太在乎这些，他整日与友人诗酒唱和，寻欢取乐，科举功名自无暇顾及。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唐寅的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先是父亲唐广德去世，接着一两年内，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妹妹亦相继离世。唐寅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唐寅念及父亲的夙愿，心中羞愧，加上好友祝允明的规劝，终于决定发愤读书，从事科举。于是他紧闭家门，谢绝与人来往，只是在家埋头苦读，也从不与人交流。一年的苦读，使二十六岁的唐寅生出白发，他感慨万千，作《白发诗》。

弘治十年（1497），唐寅参加录科考试。录科考试过了，才能参加乡试。在考试期间，唐寅与张灵宿妓喝酒，放浪形骸，加上唐寅好古文辞，令提学御史方誌十分厌恶。方誌一怒之下，竟判唐寅落第。文林得知后大惊，将唐寅的诗文拿给苏州知府曹凤看，曹凤看后大赞，觉得唐寅是个人才，不应该落第。于是曹凤推荐唐寅参加录遗考试，相当于现在的补考，唐寅总算过了，这才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

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参加应天府乡试，一举夺魁。会试主考官是大学士梁储，他对唐寅的才学尤为赞叹，认为他是异材，毫不犹豫地将他定位第一，从此唐解元名扬四方。唐寅拜见梁储后作《领解后谢主司》：

壮心未肯逐樵渔，秦运咸思备扫除。

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

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此诗可见唐寅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对前途充满信心。

二、显耀京师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冬天，唐寅坐船经大运河抵京，准备参加次年二月举行的礼部会试。一起同行的有同乡人都穆和江阴人徐经。徐经是江阴土豪，家境丰厚，但似乎此前与唐寅并无交游。

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曰：“时傍郡有富子，亦已举于乡，师慕子畏，载与俱北。”又尹守衡《明史窃》：“当赴会试，江阴举人徐经亟欲交知于寅，百金为寿，同舟俱北。”可见徐经是唐寅的崇拜者，刻意与之相伴。徐经出手阔绰，行事大方，随行还带着戏子，对唐寅极其友善，唐寅也乐得与之为友。

十年寒窗苦读，渴望的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考，举子们内心既激动又紧张。此时大考在即，再去苦读已经毫无意义，考前数月实际是各位考生们展示交际才华的时候了。古代科举，考生在考前拜谒名流，结交文坛大家，以博取声名几乎是惯例，众人亦乐此不疲。

但结交名流不是你想就行的，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有名气让名流愿意见你、有钱送礼。唐寅的名声前面已经说过，已然是文坛未出世的大家。乡试夺魁后，主考官梁储更是将他视为得意门生。梁储回京后向同僚程敏政谈起唐解元的高才，程敏政说：“吾固知之，寅江南奇士也。”程敏政虽在京城为官，但他曾多次去往苏州，与沈周、文林等人交游，彼此有很多互赠诗文。文林对唐寅是极为赏识的，当程敏政去苏州时，文林本着提携晚辈，让其交结名流的心，带着唐寅去参加与程敏政的集会，也是极有可能的。集会中唐寅难免炫才，程敏政知道他也就不足为奇的。

认识名流也无用，唐寅囊中羞涩，根本送不起太贵重的礼物。礼物虽是表面小事，但它关乎面子。不是你送了礼名流就一定赏识你，而是你送了就有面子，名流也有面子。

唐寅和徐经，一个有名，一个有钱，双方正好合作，各取所需。

唐寅拜访了同乡前辈如吴宽、王鳌等人，也没忘了拜访恩师梁储。梁储对这个学生喜爱有加，为了提携他，又引荐他拜访了礼部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程敏政。在此期间，徐经一直相随，带着随从和厚礼。唐寅和徐经二人性格都颇散漫轻狂，行事不在乎他人看法，他俩在京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随从和戏子，招摇过市，引人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

“至京，六如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阗咽街巷。徐（经）有戏子数人，随从六如日驰骋于都市中。”

说公卿争相造访唐寅有些过了，但唐寅和徐经定然是可以自由出入公卿府邸的。程敏政是当时文坛大家，早就欣赏唐寅之才，再有梁储的推荐，加上厚礼的深情，对唐寅是颇为照顾。唐寅和徐经觉得程敏政学识超群，便常入程府，请教学业。当然，每次去必然带着厚礼。程敏政也乐为人师，对唐寅、徐经多加提点。

是年十二月，梁储受命为正使，持节往安南，封其世子黎晖为安南国王。恩师离京，唐寅无以为报，“持帛一端诣敏政乞文饯”（《吴郡二科志·唐寅》），即出钱请程敏政为恩师写一篇文章饯行。程敏政没有推辞，写了一篇《赠太子冼马兼翰林侍讲梁公使安南诗序》，其文曰：

公前此受命于主秋试于南畿，号得士，其第一人，曰姑苏唐寅，合同榜赋诗以赠公，属予序。予与公同事，相得其文学之昌、才识之卓、操履之懿，盖畏友也，于其行固将有言以致区区，而况重之唐请哉！”

这段内容中，程敏政直接表达了对唐寅的赏识，并且客气了一下：大家都是朋友，你不给稿费我也会写文送行的，太客气啦！

唐寅、徐经行事、说话都太过张扬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一同参加科举的举子们看在眼里。这些举子们羡慕唐寅的才华，嫉妒徐经的富有，但碍于自身条件，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的妒火潜藏于心，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直将唐、徐二人烧成灰烬！

三、横遭大祸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月会试开考，朝廷钦定的主考官竟然是李东阳和程敏政。唐寅和徐经暗自窃喜，毕竟他们曾短暂受学于程敏政。但是当时的试卷是糊名的，所以不会存在程敏政看到唐寅、徐经的卷子就直接录取的情况。而一起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心中犯嘀咕了，他们都知道唐寅、徐经与程敏政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心中猜想：唐寅、徐经会不会事先得到过什么机密呢？

程敏政是饱学之士，学识渊博，他认为只有出难题才能考出真人才，于是出了一道极为冷僻的试题，其中第三题“问策题”是从元代刘因（字静修）《退斋记》摘出的，其题曰：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这个题目究竟考的是什么，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无疑，那就是这题目太难太难！黄景昉《国史唯疑》评此题曰：“科场尚正大明白，不炫奇僻，程此问，原措大气。”平心而论，程敏政出这样的题目难免有炫耀学术之嫌，让考生答这样的题目实在是强人所难。

举子们看到题目直接懵了，根本无从下笔，出了考场一个个失魂落魄，自觉此番及第已彻底无望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寅和徐经在考试结束后却喜形于色，未等发榜，徐经就口出狂言，声称“可中大魁”，唐寅更是语出惊人，放言“可中状元”。举子们怒了！这就好比考完试后，你感觉糟透了，可身边有两个平时跟出卷老师走得非常近的人却在这显摆，如何能不怒！值得一说的是，程敏政出的题虽难，但并非没有人答出，除了唐寅和徐经外，还有不少人知道题目的出处，只不过唐、徐二人太过招摇罢了。

那些自知落第的举子们的怒火顿时像火山一样爆发，人失意了总要找机会发泄，唐寅、徐经正是目标，于是他们争相传谣，宣扬唐寅和徐经与主考官程敏政有幕后交易，这二人中进士早已是内定的。黑幕！大大的黑幕！一时间流言四起，京城群情激愤，很快就传到了朝廷，户科给事中华昶亦上书弹奏程敏政卖题给徐经、唐寅二人，轰动一时的“弘治春闱案”正式拉开序幕。

关于此案的事发，陈弘谟《治世余闻》记曰：

己未春，程敏政与李西涯(东阳)同主考礼闱。其第三问策题，程所出，以四子造诣为问，许鲁斋一段出刘静修《退斋记》，士子多不通晓。程得一卷，甚异之，将以为魁。而京城内外盛传其人先得题意，乃程有所私，为华昶给事中所劾，谓私徐经、唐寅等。

此外，王云五《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亦载程敏政在阅卷时发现两张考卷答题贴切，且文辞优雅，遂脱口而出：“这两张卷子必定是唐寅、徐经所做。”在场的人听见并传了除去，搞的满城蜚语，盛传“江阴富人徐经贿金预得试题”。户科给事中华昶便匆匆弹劾程敏政卖题。

这两种说法都说程敏阅卷时对唐寅、徐经的卷子青睐，然而事实是华昶弹劾时，阅卷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且试卷是糊名的，根本不知道是谁的。而且阅卷是国家机密，外人如何得知呢？官场险恶，程敏政阅卷时说出那样的话，就不怕招嫌弃吗？

不管如何，这事是闹大了，孝宗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明代极为重视科举考试，严打科场作弊。科举考试时，考生若夹带的，或在考场上跟人换卷的，要发配边疆，期满后剥夺士籍，贬为庶民。官员作弊，直接贬为庶民。

程敏政到底有没有卖题，徐经、唐寅是不是事先得到了考题呢？正史、野史于此有诸多记载，但分歧较大。

一、《明史·文苑传·唐寅传》载：

“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

此言徐经向程敏政的家僮买题，但程敏政并不知情，唐寅则没有参与，事后受到牵连被黜。

二、尤侗《明史拟稿》载：

“己未会试，敏政为考官，同舍生徐经，以币交民政家人。为给事中华昶所参，词连寅，俱下狱，掠问无状，竟坐乞文事，论发浙蕃为吏。”

这里只是说徐经“以币交敏政家人”，并未买题，唐寅受牵连下狱，但最终被黜的罪名非舞弊，而是曾向程敏政“乞文事”。

三、《吴县志》载：

“傍郡有富子，亦举于乡，慕寅载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寅，诏亟捕富子与寅付狱。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复辩，同被黜。”

此段既说徐经被仇富者所告，又言徐经招供，言下之意舞弊事是存在的。但唐寅仍是被牵连的。

四、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载：

“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诏驰敕礼闱，令此主司不得阅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诏狱。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辨，与同罚，黜掾于浙藩，归而不往。”

此段与上则近同。祝允明为唐寅挚友，又是为唐寅作墓志铭，说假话的可能性不大，起码他说的是自己所知道的实情。需要注意的是“富子既承”，虽然说徐经招供了，但后来史料还有徐经翻供的记录。

五、《明史纪事本末》载：

“给事中华昇（当为华昶）、林廷玉论敏政鬻题。敏政门人徐经居平窃窥策问，为其同年解元唐寅说，由是各举答无疑。寅疏狂，矜得上第，为二给事论劾，并敏政下狱。经自诬服，购敏政家人得之。狱成，敏政致仕，经、寅俱充吏。”

此段言徐经买题，并告知了唐寅，如此唐寅就成了同伙，这下又把唐寅拉下了水。

六、沈德潜《六如居士全集·轶事》：

“经与六如同谒篁墩（程敏政），问会试议题。篁墩以数题示之，后点主司，所出次题，即在所拟中，唐与徐曾拟作者。华昶劾奏之，因而被累。试思篁墩高行，岂受贿之人？徐富而多才，岂行贿之人耶？余见孝宗实录甚祥，因辩其诬。”

此言会试前徐经、唐寅曾向程敏政请教，程敏政就给他们出了几题，就好比今天大学考试，考前给学生划了个范围，徐经、唐寅就回去准备了。最后考卷一出，徐经和唐寅发现试题果然与曾做过的题类似，自然十分高兴。考试考到自己准备过的题目，又看到旁人失落，炫耀几句也就难免了。

沈德潜于此评论说，以程敏政的高行，不可能干出受贿的事！徐经虽富但也有才，不是行贿之人！而唐寅才华出众，更无需干出作弊之事！

以上种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实在难以分辨，但五百年后的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试着分析分析。

四、涉嫌辩诬

第一，程敏政会卖题吗？程敏政是明代大才子，十岁时就以“神童”荐入朝，由皇帝下诏，就读于翰林院。成化二年进士及第，为榜眼，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少年得志的程敏政性行真纯，但又因才高而自负，“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程敏政曾遭御史中伤，被勒令致仕，他也不作辩解，潇洒回家，讲学于休宁南山精舍。后来又有同僚为程敏政喊冤，朝廷又为他昭雪，再次起用他为官。

以程敏政的品行才学，干出卖题之事的可能性不大。他的确受了徐经、唐寅的钱财厚礼，但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晚辈对前辈没有不如此的。程敏政贵为大学士，没有理由为了钱财而拿自己的名节和仕途去赌博，要知道对于明代的文人，名节可是比命更重要的！再者，就算有心舞弊，事前哪会和徐经、唐寅走的那般近，难道就不想着避嫌吗？前面有说徐经向程敏政的家人买题的，如果真是这样，调查起来就非常简单了，拉出这个家人拷问便知，然而此案最终的结果却是舞弊不实。

第二，徐经会买题吗？徐经是江阴人，家中虽巨富，但亦是书香门第。其祖父徐颐是徐氏家业的开创者。富了有了钱，便想求名，徐颐出重金活动，谋了个中书舍人的官职。在京任职期间，徐颐与李东阳等友善。故而徐经在京城时，曾求李东阳为自己去世多年的祖父撰墓志铭。徐颐期望子孙应举业，为家族博名，好在他的长子徐元献好学不倦，才学出众，名噪一时。成化十六年（1480）徐元献参加应天府乡试，得第三名。次年会试不中，更加发愤苦读。不幸的是用功过度，竟年仅二十九岁而早夭。徐颐痛心不已，次年也死了。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徐经自幼酷爱诗书，立志科举高中，以慰祖父、父亲在天之灵。

徐经一心学业，家中产业一概不问，全部交给母亲薛氏和妻子杨氏打理。他家有万卷楼，藏书丰赡，为他的学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唐寅乡试夺魁的前三年，也就是1495年，徐经就乡试中举，为第四十一名。他之才学固然不及唐寅，但也不算是不学无术之徒，徐经与吴郡文士多有交游，互相以才名相引重。唐寅与他一见如故，结为至交。试想如果徐经只是一位酒色财气的富家公子哥，唐寅如何肯与他为伍呢！徐经参加会试，身上背负的是三代人的夙愿，他能干出贿赂主考官以求及第的事吗？他这样做对得起他的祖父和父亲吗？贿赂之事一旦事发，必定举业葬送，终生再无希望，难道徐经对自己的实力就这么没信心，非要来一场豪赌吗？

第三，唐寅会参与吗？以唐寅的实力和在京城的声名，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参加舞弊的可能性。

五、来龙去脉

沈德潜前面说，具体的情况《孝宗实录》记得很清楚，那么事情的经过正史究竟记载如何，下面来看。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

（弘治十二年）二月丙申，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

丁巳，户科给事中华昶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这是事件的开端，华昶弹劾程敏政卖题，但并未拿出有力证据，不过是听了些街谈巷议而已。朝廷对此事将信将疑，但非常重视。当时还未放榜，考卷还在批阅，孝宗下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并照华昶所言，由李东阳牵头，对程敏政批阅过的试卷重审。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会试事毕，大学士李东阳等奏：“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闻章下礼部看详。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毙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得旨，华昶、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李东阳的复阅结果已出，徐经、唐寅的试卷皆不在程敏政所录取的试卷当中。这里要说下李东阳这个人。李东阳与程敏政是好友，同为文坛巨擎，起初唐寅、徐经拜谒名流，自然也少不了李东阳。但李东阳为人谨慎，不似程敏政那般特立独行，所以并没有和唐寅、徐经走得太近。此时他虽然免遭弹劾，但也是心有余悸，他想为程敏政开脱，却又怕受牵连。他的调查结果，似乎证明了程、唐、徐三人的清白，但他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请求皇上定夺。

李东阳的报告出来后，民间议论和朝廷毁谤者并未就此作罢，仍议论纷纷。值得注意的是，程敏政并没有入狱，可见当初的调查结果是倾向于程敏政清白的，而华昶作为原告而入狱，可见他已有诬告嫌疑。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九：

四月辛亥，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革昶等，既系锦衣卫。镇抚司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昶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何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

既而，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曰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曰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及置对镇抚司，以经、昶等狱辞多异，请取自宸断。上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廷鞫之。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圭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乃可之。

此段记载内容丰富。明代的言官是一个非常让人烦厌的团体，他们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但志趣相投，目标一致，且都是一副臭脾气、硬骨头。他们忠君爱国，却又经常一根筋地搅得皇上极不自在；他们性格倔强，认定了的事怎么也不会更改，杀了他都不行；他们还经常一起奏事，以人海战术给高层施加压力，遇到火气大的皇帝，被杀也认；他们惜名如命，常常为了清正之名不畏惧酷刑杀戮，为了“理想”而死，他们觉得倍儿光荣！

当华昶下狱后，朝野立刻怨声四起，当时的舆论都为华昶鸣不平，他们认为，华昶弹劾是一片忠心，并非求私利，就算告错了，也不应该治罪。除了这里提到的林廷玉，礼科给事中周玺也奏请释放华昶等人，并请将程敏政下狱。

林廷玉同为考试官，却只列出程敏政的可疑之处六点。注意，仅仅是可疑，没有实证，林廷玉下面的话很重要，他的意思是，这事就算查到底也没意义，不如放了华昶等人，让程敏政罢归田里，从此避谈此事。这样消极的态度已从侧面证明舞弊之事实在是捕风捉影，根本是查不清楚的。

恰在此时，徐经在狱中供诉称华昶挟私诬告程敏政，并为自己辩白。他心如死灰，只求放归。镇抚司没辙了，请皇帝定夺，于是皇帝放了大招，派出了锦衣卫。锦衣卫刑讯逼供的臭名，史载随处可见，徐经文弱之躯，哪里经受得住，很快他就改供，声称程敏政收过他的钱。注意，他只说程敏政收过他的钱，并没有承认买题。这下又把程敏政拖下了水。

关于狱中所受之苦，唐寅《与文徵明书》自诉：“身贵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在这样的情况下，徐经迫于酷刑改供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一：

六月乙丑，先是给事中华昶奏学士程敏政会试漏题，事既午门前置对。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覆校，所黜可疑十三卷，亦不尽。经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都御史闵圭等请会多官共治，得旨不必会官第，从公讯实以闻。

复拷问徐经，辞亦自异，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问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因拟敏政、经、寅各赎徒，昶等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昶言事不察，经、寅等汇缘求进之罪。上以招轻参重有碍，裁处命再议拟以闻。圭等以具狱上，于是命敏政致仕，昶调南京太仆寺主簿寅赎罪。毕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吏役。

由此段可知，下狱的程敏政不服，要求廷辩。当时的证据是：徐经、唐寅的卷子不在程敏政录取之列，而十三张被黜的可疑卷子也不都是程敏政批阅的。再拷问徐经，徐经改供，说出了实情：他曾“以币求从学”，即花钱请求跟随程敏政学习，并询问会试三场题有哪些可考的。特别注意！徐经询问试题的时候，朝廷还未任命程敏政担任次年的主考官，徐经只是请求程敏政以学者身份猜题而已。让徐经和程敏政都没有料到的是，次年朝廷竟以程敏政为主考官，而程敏政遵循自己一贯思路出题，于是早有准备的徐经和唐寅间接获利。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实在是太巧太巧了！

此事一坏在徐经请程敏政猜题，且还让此事传扬于外。二坏在程敏政出题太难，且没有刻意避开自己曾经猜过的题。三坏在徐经、唐寅考完试沾沾自喜，惹怒了众人。纵然三人都有错，但买题卖题的罪名显然是不能坐实的。

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所谓卖题舞弊案查无实据，但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无一幸免。

程敏政再次被勒令致仕，罪名是“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的确，程敏政面对徐经的厚礼没有推辞，面对徐经的押题请求，仍没有推辞，以致引来非议。对比李东阳，程敏政的行事警觉性和对官场的认识实在是差太多了。

徐经、唐寅，士籍除名，黜充吏役，罪名是“汇缘求进”，是说他们工于机巧，汲汲于名利。此外他们还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忽略了他人的目光和非议。自古以来文人相轻，落第举子更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他们出仕的欲望有多强烈，对胜过自己的人的仇恨就有多强烈。他们眼见徐经、唐寅出入名流之家，视官爵为囊中之物，如何不羡慕。程敏政的一道难题则成为了他们爆发的导火索，进仕彻底无望，愤懑总要发泄，徐经、唐寅就是最好的出气筒。假使徐经、唐寅行事低调些，或是与举子们打成一片，断不会到这般田地。

华昶调任南京太仆寺庙主簿，罪名是举报不实，此外林廷玉等为华昶求情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惩罚。

众人的罪过，其实都算不得大罪，换在正常时期，完全可以不作计较。程敏政只是收礼，并没有受贿，再者那也是当时风气啊。徐经、唐寅之举也是当时举子常做的，只不过他们张扬了些罢了。而华昶作为言官，就算听到风言风语，也可以弹劾举报，因此判罪，实在是过了。孝宗这样处罚是因为此时是非常时期，朝野对此的关注度极高，落第举子们又充满愤恨和期待，如果将程敏政、徐经、唐寅无罪释放，必定引起舆论非议，故而明孝宗采纳了最初林廷玉的建议，牺牲数人，成全大体。

按说此事已经真相大白了，聪明人不难从处罚公告中看出实情，然而被立场蒙蔽的人从来都不会相信真相，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希望的情况，于是关于“弘治春闱案”最流行的说法不是《明孝宗实录》所记，而是另一种说法：徐经向程敏政家僮买题！

明陈鎏《皇明历科状元录》卷四记载：

“是岁主试李东阳、程敏政俱有时名。敏政发策，以刘静修（刘因）《退斋记》为问，人罕知者。江阴徐经与南畿解元唐寅举答无遗，二子矜夸喜悦。舆论沸腾，谓敏政卖题。给事中华昶劾之。敏政在闱，皇惑失措，自言夙构试目，疑为家人窃卖，乃翻阅试卷，凡知策问出处者，俱黜落。揭晓后，同考官给事中林廷玉复疏言敏政在场屋阅考可疑六事。诏逮敏政、经等下狱，会多官廷鞫经，伏称平日尝以双绮馈敏政，出入门下，夙构试目，实从家人得知。”

当李东阳复阅后发现程敏政录取的试卷中没有徐经、唐寅时，陈鎏之流便又捏造谣言，称程敏政暗中将知道《退斋记》出处的试卷全部罢黜，可是后来的调查结果呢？那些被罢黜的卷子也并不全是程敏政所为啊！至于徐经的供词，前后大相径庭，系锦衣卫刑讯逼供。

至此，笔者可以下结论，“弘治春闱案”是一桩大冤案，程敏政卖题，徐经、唐寅舞弊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如果程敏政未担任主考官的话，或许也没有后来的事，偏偏程敏政猜了题，尔后又出题。出题还不避嫌，间接使徐经、唐寅占了便宜。真乃人生如戏，祸福相依！当然徐经、唐寅自身也有责任，如果他们行事低调一些，或许也不会招致那般如山海般的妒恨，然而人各有脾性，早已命中注定。

六、诡谲政坛

华昶为什么要弹劾程敏政呢？

《明史·程敏政传》曰：

“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明孝宗实录》曰：

“盖当时有谋代其(敏政)位者，唆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至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之。”

《明孝宗实录》又曰：

“初，瀚欲攘取内阁之位，乃嗾同乡监生江瑢奏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谋泄，遂倡言瑢与学士程敏政善，且奏事决非瑢所能，而奏中‘排抑胜己’一言，又实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狱，自是始矣。敏政既死，瀚果自礼部改詹事，代其位。后瀚家人忽晨见敏政入瀚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踰年瀚竟死。”

《明孝宗实录》还说：

“已是时，刘健当国，既遍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大谢迁又素憾敏政，尝扬其主考卖题事，又都御史闵圭与迁、华皆同乡，乃嘱圭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之甘心鹰犬者，又不足责也。”

据此记载，程敏政是遭了傅瀚的陷害，且傅瀚之党尤其多，华昶只是他的鹰犬罢了。

但也有学者指出，《明孝宗实录》的主修官叫焦芳，是程敏政的岳父李贤的门客，加上焦芳人品低劣，不为士论所重。学者公认他主修的《明孝宗实录》有失实之处，对政敌多加毁谤。焦芳与傅瀚曾有交恶，双方互相看不上眼，当焦芳手握裁决之权时，肆意向傅瀚泼脏水不是没有可能。

李东阳曾担任《明孝宗实录》的修撰总裁，对于焦芳对傅瀚的污蔑，他持一贯明哲保身的态度，未作异议。但实际上，李东阳与傅瀚以及傅瀚弟弟傅潮都是好友，当傅瀚去世后，李东阳作诗道：“白投搔尽浑成雪，泪眼啼多不受风。”又诗曰：“伤心更是江楼雁，各自分飞落照中。”很显然，李东阳是在用诗文和自己的态度在为傅瀚正名。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管修《礼部志稿》对傅瀚的评价是“好学力行，至老弥笃”、“事必思而后行”、“人称其功名”。由此可见，傅瀚并非是《明孝宗实录》说的那样，是陷害程敏政的罪魁祸首。

那么华昶呢？华昶是江苏无锡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江南通志》和《广东通志》对他评价都很高，称他“政宪刑简，动必益民”。李东阳的门生邵宝在《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华公神道碑铭》中说：

“会己未试，主司有起物议者，公奋然曰：‘此而不言，尚何待乎？’遂入劾疏，诏付于理，乃并逮公。言官杨方震、林粹夫辈力为公救，而廷议亦多旧汞。孝庙知公谅直而重于国体，免所劾者，亦迁公南京太仆寺簿。去国之日，赠言者若干人。”

由此来看，华昶与程敏政毫无私仇，只是出于一片忠心才上疏弹劾程敏政。而事实上，华昶弹劾程敏政时，为官还不满半年，这时他在京城不可能有同党，说他弹劾程敏政是出于赤诚，是说得通的。

真真假假，谁是谁非，错综复杂，实难分辨，政坛之诡谲难测，一言难尽。在这一场闹剧中，没有胜利者。但是有一点，程敏政的清白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清代赵翼所说：“盖定谳时，未尝实其(敏政)关节之罪也。”当年的调查结果早已证明程敏政并未卖题了。焦芳在《明孝宗实录》中对傅瀚泼脏水，也不代表《明孝宗实录》中关于此案的所有记载都是失实的。

七、众人结局

程敏政出狱被勒令致仕，时值六月酷暑，他心中愤恨，背上长出毒疮，四个月后竟不治而亡。堂堂一代文豪，无限凄凉。

徐经事后回到老家，继续闭门读书，他深信朝廷是英明的，一心盼着新天子的赦令，希望再次参加科举。他心情迫切，曾北上京师打探消息，但前番事故已致他身体孱弱不堪，刚到京城，他就因旅途劳累卧病于永福禅寺，于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客死京师，归葬江阴，年仅三十五岁。

徐经次子徐洽，七次参加会试，均落第，在科举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只得捐资历入鸿胪序班，官至鸿胪主簿。在职九载，便辞官归里，优游林泉，以此终老。徐洽长子徐衍芳，自幼苦读，但他的遭遇和先人一样，累试不中，中年崩殂。徐衍芳三子徐有勉鉴于父祖的科场遭遇，不再用心科举，也不捐资买官，只是耽于山水亭台之乐。徐有勉的儿子，参加过一次童子试，没有考中。徐有勉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勉强，只是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这个儿子后来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三十年考察写成六十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

最惨的要数唐寅。他本被贬到江浙一带做掾吏，没有赴职而是回了家，后愈加放浪形迹，驾一叶扁舟，漂泊四方。他的遭遇正如他自己在《与文徵明书》中所说，当他扬名吴中时“荐绅交游，举手相庆，将谓仆滥文笔之纵横，执谈论之户辙。岐舌而赞，并口而称”，当他被削籍还乡时，“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又“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当年苏秦落魄返家，其遭遇不过如此，但苏秦尚有腾达之时，而唐寅是再无翻身的希望了。

唐寅的妻子沈氏是个拜金女，本来是巴望着唐寅金榜高中，自己也好享受荣华富贵，没成想唐寅因一桩冤案断送了前程，于是夫妻反目，离唐寅而去。此后唐寅生活贫困，常常为生计发愁，甚至要到寺庙里讨饭吃，捡桑葚、拾橡实为食。为了糊口，他被迫卖文卖画为生。他的画作，如今均价在千万以上，然而当时他所获得的报酬，不过是一壶酒、一顿饭而已。有时他还为画作卖不出去发愁。他晚年生活之凄苦，其诗中多有呈献。

晚年唐寅也曾反思当年之“汇缘求进”，其诗曰：“朝去求名莫求利，面作心欺全不计。”

又曰：“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机谋。”

又曰：“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

又曰：“多凭乖巧讨便宜，我讨便宜便是痴。”

又曰：“人算不如天算巧，机心争似道心平。”

又曰：“劝君早向生前悟，一失人身万劫难。”

终唐寅一生，都没有忘记当年的科场之难，有诗《梦》曰：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

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

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十二月二日，唐寅溘然离世，留下一首令人扼腕的《绝笔诗》：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浮在异乡。

真正的唐伯虎，弘治十二年就已经死了！

参考论文：

谈昇广《明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

陈寒鸣《程敏政与弘治己未会试“鬻题”案探析》

周思月《试论唐寅的科举人生》

参考书目：

《明史》

《明实录》

《唐寅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