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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真相》

全球化是美国经济危机的争论核心。全球化的批判者将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归咎于此，据特朗普说，美国的贸易代表被其他国家那些聪明的谈判者欺骗了。美国签署了“糟糕”的贸易协定，从而导致了就业岗位的流失。这些批判全球化的言论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在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地区尤为显著。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一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批评全球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发现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完全倾向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一直以来，我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明显对美国和欧洲更加有利，而发展中国家被置于不利的地位。那些认为美国的贸易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被其他国家欺瞒的观点实在可笑，因为在 20 世纪后期的国际贸易谈判中，美国几乎获得了想要的一切。

从根源上来讲，我相信法律的重要性，国际贸易如果想要正常运作，就需要一个真正建立在规则和制度之上的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如果不完整，社会便无法运转。但是特朗普却希望一切回到丛林法则时代，这意味着如果两个国家出现贸易纠纷，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赢家。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美国就应该赢到最后，然后美国就可以拥有只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贸易霸权。

没有人站出来为“工人”说话，没有人敢去挑战企业巨大的影响力。贸易协定本身反映了一国经济势力的失衡，而这也是导致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美国不合时宜的全球化管理模式加剧了矛盾的升级，而技术革新带来的去工业化狂潮进一步将“工人”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全球化（特别是管理不善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去工业化、失业和不平等，而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相反，那些欠缺考虑的政策盲目地破坏了国际规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重新发起关于贸易协定的谈判既不会减少贸易赤字，也不会带来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复苏，这是因为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协定决定的。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在 2018 年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高关税。这项政策并不会带来美国煤矿工业的复苏，甚至也不可能催生出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业。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考虑到美国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美国实在很难迎头赶上。所以更有可能的情形是美国依然会进口中国生产的产品，然而高关税会让这些产品更加昂贵，降低太阳能电池板对美国消费者的吸引力。而这将给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太阳能电池板是一个新兴且蓬勃发展的朝阳行业，在新的高关税政策出台之前，从事相关岗位雇用的美国人的数量是美国煤矿从业人员的 2 倍以上。像“关税将导致绿色行业的就业率降低”这样的预测似乎得到了证实，这也意味着关税抑制了环境友好型能源企业的生产力。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从中是获益的，但是美国并没有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公平分配给了所有人。

为了使美国的经济体系恢复正常，金融必须要回归原本服务于社会的职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社会资源服务金融行业。

即使纳税人向破产的银行注入大量资金，成功挽救了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股东，他们也本可以就此向银行开出硬性条件，要求银行将这些救助金用于援助美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阶层。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大部分救助金都作为奖金钻进了银行家的口袋。过去 10 年以来，银行在美国人心目中早已丧失了威信。遗憾的是，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却仍旧信任它们。

中介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职能之一，即让社会资源从资源过剩的部门转向资源匮乏的部门。这项职能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大企业的兼并和收购是银行的另一条“致富之道”。在兼并的过程中，原本规模庞大的企业将会更上一层楼，从而增加了原本已经很高的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一次兼并和收购就可以为银行带来数亿美元的营收。

如今的金融机构不仅未能履行其将资金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中介职能，甚至反行其道，将企业的资金转移给家庭，因此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加富裕。

银行可以贷出的额度远大于它存款的额度，甚至不受限制。如此一来，它的运作模式便与之前提到的“简单农业经济模式”完全不一样。在之前的模式下，只有当其他农夫有充裕的种子存入“种子银行”用以他人借贷的时候，“种子银行”才能把存入的种子借给那些想要播种更多的农民。但是几百年以来，银行意识到它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账目，因为真正会被使用的资金只有存入银行的一小部分。由此我们演变出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而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只是它们所欠债务的一小部分。如今，这一模式之所以能有效运转，是因为银行依靠政府确保资金储备的充足。政府会对储备之外的资产进行审慎管理，并在储备不足时介入干预。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政府都必须为社会鞠躬尽瘁，它必须积极地为中小新兴企业、长期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及高风险的科技项目提供融资服务。然而，即便有反歧视法规，银行依然对其服务对象充满歧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积极参与金融服务的供应。现在，美国政府也许不得不在这其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而这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监管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银行自身在改革方面的表现。相比于实行监管，迫使私人金融部门以公平竞争和更负责任的态度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政府通过公共部门提供融资渠道（如发放抵押贷款），与私人部门形成竞争关系，也许能更有效地遏制私人金融部门的剥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