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回溯到的最早的记忆，是在我3岁那年。
那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末，妈妈在老家的镇政府工作。
镇政府是一个围合的大院，大院正对街道的地方开了一扇大铁门，从铁门往里看左右各一排一层的红砖房，红砖房中间夹着一条4米宽的水泥路，沿着水泥路走过红砖房，大院的布置就会一览无余：水泥路的左边是一大片沙地，再往左就是政府食堂，水泥路的右边是用水泥栅栏围出来的一大块菜地，水泥路的尽头是一大长排红砖房，砖房左边连着厨房，右边的尽头几乎和菜园连在一起，为什么说是几乎呢？因为走近看才能发现红砖房和菜园中间有一条小道，小道的尽头是用红砖砌的旱厕。
而在这一大长排红砖房的正中间，是最大的一间会议室，每逢全镇要召开党员大会、干部大会、表彰大会，就会选在这个会议室，全部坐满足足能容纳200人。
其他的红砖房被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靠近大门和临近水泥路的房间是办公室，远离大门和在拐角的房间被安排为工作人员的宿舍，再远再偏位置的就分给女同事或者有家庭的同事作为厨房。
我的妈妈就在这样的大院里，拥有一间宿舍和一间厨房。宿舍坐南朝北，朝北的方向开着一扇窗户和一扇木门，进门后左手靠墙摆着木制的洗脸架，架上放着塑料盆，洗脸架后面和人齐高的位置挂着一面印花的镜子，再往左，摆放着一套木头的桌椅，正好在窗户下面。
进门的右手边靠墙摆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放着喝水的杯子和需要按时去食堂打热水的暖壶，而门正对着是一张靠墙摆放的床，床尾放着一个简易的衣柜。以上就是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哦，不对，当你抬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那是最普通的白炽灯泡，用一根电线吊着从天花板的正中间垂落下来。灯的开关是垂在床头旁边的一根细线，用手一拉咯噔一声灯就亮了，再一拉咯噔一声灯就灭了。
我3岁就被送去了幼儿园。乡下没有公办的幼儿园，是爸爸同事的老婆在村子里租了几间民房办了全村唯一的一所幼儿园。
幼儿园距离镇政府不远，从大铁门出来右拐，走上几十米后在第一个路口再往右拐进入到一条乡道，再步行五六百米拐进一个小巷道走到头就到了。
据妈妈说，只在刚去幼儿园的前几天接送我上下学过，再往后就是我自己走路去幼儿园了。每每听到这些，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才那么小，怎么就放心我一个人出门呢，另外不是说小朋友第一次离开妈妈都会有分离焦虑嘛，我怎么就这么容易适应了呢？
妈妈每次听我发出惊叹之后，总是笑着回应我：“你小的时候可喜欢上学了，2岁就吵着给你买了一个书包，天天背天天背，等到上幼儿园时已经背烂了，只好又重新给你买了一个。还有你小小年纪就喜欢看书，偶尔带你去一次县城，啥都不要，就要去书店买书，也不知道你这么个小小的人咋就那么喜欢书”。
时隔近30年，耳边仿佛又响起妈妈含笑的打趣，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豆丁大的小朋友，背着花花的小书包，蹦蹦哒哒的一个人往大铁门走去，彼时小小的脑袋一定想不到，三十年后，那个小朋友已经走出了这么远。
幼儿园很简陋，只有两间房，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另一间就是我们的教室了。教室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没有讲台，黑板对面摆着三四张长条桌子和一个个塑胶小凳。人不多但也是分了大中小班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个教室里轮换着上课，一个班听讲，另外的班就写作业，然后再轮换。
三十年前的幼儿园也没有办学规范，也不讲素质教育，就是从汉语拼音、阿拉伯数字开始学起，田子本是用来写汉字的，拼音本是用来写拼音的，算数本是用来写数字的，有花花绿绿铅笔和橡皮，就必须得有削铅笔的小刀。
问题就出在这小刀上了，有一次我削铅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力道没有控制好，手起刀落我左手一半的大拇指盖差点被刀削掉了，一瞬间鲜血就冒了出来……但我记得我没哭，我用左手食指紧紧按住大拇指甲盖，一声没坑，就这样硬扛着到放学回家，见到我妈之后把手伸出来给我妈看：“手被削破了”，话音还没落，哭腔就从嗓子里跑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嚎啕大哭。
不得不相信，性格和性情很多时候就是天生的，3岁的我已经能做到在人前忍耐。
幼儿园教室出来有一大片空地，空地的旁边刚好有一棵大树，园长就地取材给我们装了两架秋千，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娱乐设施。
我们也有课外活动课，没有唱歌跳舞，没有做操，只有老师带着我们做游戏。最爱玩的是老鹰抓小鸡，老师当鸡妈妈，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当老鹰，剩下的小豆丁们就一个牵一个的衣服接在老师后面，老鹰每发起一次进攻，老师和身后的我们都会笑做一团，真是快乐啊。
我们还经常玩丢手绢的游戏，一大群人围坐一个大圈，一边拍手一边唱：“丢呀丢呀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打电话，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圈外的一个小朋友拿着沙包有时候就是一块石头，出其不意的放在某个小朋友的身后，被选中的小朋友也非常机谨，拿起身后的沙包就追上去，两人上演一出猫抓老鼠，待被抓的人找个一个位置蹲下或者被抓住，才告一段落，然年进入到下一个回合。
幼儿园的我毕竟年幼，残存的记忆寥寥无几，很快我就上学前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