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一书近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除序言与结语外，共分四章并附三篇附录。全书立足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从地方社会视角切入，系统探讨了唐代信息传播的多重面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讨论的信息范畴突破了传统官文书中政务讯息的局限，进一步将意识形态、礼仪习俗与知识文化等内容纳入研究视野，例如对“忠”“孝”观念以及佛道经典等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信息传播路径的探讨。与此同时，作者尤为重视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能动性，强调人的行为活动所引发的人际、社会、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随之在时空维度中形成的信息传递。
本书的研究理路主要呈现为两个面向。其一为制度史视角，尤其关注制度在实际中的运行。作者系统梳理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事目类文书，在前人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合理化，指出这类文书贯穿了官文书处理的全过程（资料来源：”https://www.nbattk.cn/xinwen/zuqiu/1393.html“），其抄写与勘校环节即为有司对信息的吸收与转化。作者并未止步于复原制度运作流程，而是力图“走出制度的遮掩”，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反思制度本身的规范性意义。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辨析了过所与公验的性质差异，指出前者为专门性官文书，后者仅为临时性公文，并借助吐鲁番文书、日本入唐僧文献及圆仁著作中所见文书（资料来源：”https://www.nbattk.cn/xinwen/zuqiu/1394.html“），比较了唐代前期与后期、西部与东部在制度实施中的历时性与区域性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制度规范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所展现的弹性。此外，作者通过对S.2589号文书中黄巢之死信息传递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晚唐驿传系统因“道路梗涩”而陷入瘫痪的现实。此类对制度实际运行中超越制度文本本身的探讨，更贴近王朝兴衰的历史脉搏，也与当前学界关注的“活”的制度史研究相呼应。
其二为区域社会史视角。作者坦言其研究受到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影响，致力于揭示地方社会中的“国家在场”。书中将长安视为“国家—中央”的象征，高昌则作为“社会—地方”的代表，探讨两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场域（资料来源：”https://www.nbattk.cn/xinwen/zuqiu/1396.html“）。在物理空间层面，作者分析了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开远门在向西域传递政治信息方面的特殊意义。在讨论释奠礼时，作者反驳了该礼始于汉魏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晋元康三年所行之礼应被视为该礼仪制度化的开端，并进一步关注唐代长安释奠礼在不同观众中所形成的场景记忆，以此说明国家“通祀”类礼仪如何传播并为地方礼仪建设提供资源。在意识形态方面，作者选取“忠”“孝”观念及其在地化实践为研究对象。以史大奈碑的物质形态与知识生产为例，揭示了国家“忠”观念在传播中与地方接受之间存在的误差；而以《孝子传》为载体的“孝”观念，则因传播目的之需在不同文本形态中呈现变化（资料来源：”https://www.nbattk.cn/xinwen/zuqiu/1398.html“）。这些现象反映出以“标准化”文本为象征的国家与作为信息接收方的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在佛道经典的传播中，作者同样注意到中央颁布的“标准化”经典在传播中出现的“失真”现象，并将部分原因归结为写本时代“文无定本”所带来的结构性难题。这种文本的不稳定性，反而为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实现了所谓“经典文本的社会化制造”。
本书隐含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即以信息传播为纽带，联结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这一视角既挑战了西方理论中将二者对立的传统窠臼，又在区域研究中揭示了“国家在场”的鲜明痕迹以及地方社会对此作出的能动反应。另一方面，作者将人的能动性置于信息传播的核心，尝试以此解释因信息传播不稳定而导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耦合与龃龉。略有遗憾的是（资料来源：”https://www.nbattk.cn/xinwen/zuqiu/1401.html“），作者对信息传播的讨论似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单向路径，对传播的多线互动性质论证尚显不足。若将本书置于“唐代国家治理”的宏观命题下审视，其意义更为凸显。该研究系统展示了国家如何借助行政制度、意识形态与“标准化”知识等手段进行地方治理，并通过具体案例阐释了此类治理的实现途径及其有效性与困境。
还需指出的是，作者长期参与郝春文教授主持的英藏敦煌社会文献读书班与荣新江教授主持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小组，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对敦煌吐鲁番文献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之上，体现了作者对相关文书与学术史的准确把握，这一点在书中对国博、旅博所藏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复原以及附录所收书评中均有体现。敦煌吐鲁番学作为国际中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已积累丰厚成果。作者在深度参与文书整理的基础上，于前辈研究之外提出新见，推动了写本研究的史学化实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作为荣新江教授主编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之一，本书也代表了敦煌学研究未来转型的一种积极探索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