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贵族精神已经跟不上节奏了。虽然如今有许多小区冠以“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等响亮的名字；虽然现今的中国人开始追捧所谓的“贵族”生活，但很不幸，大部分人对于贵族生活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球，就是纵情挥金如土、尽情狂欢，甚至对于人也是有求必应、随时随地任你驱使。
实际上，这可不是贵族精神，而是“暴发户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们可以从宋襄公的故事开始讲起
对于读过《毛选》的人来说，宋襄公的泓水之战应该不陌生。通过这场战斗，宋襄公被贴上了一个“蠢猪似的仁义”的标签，成为了后来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在《韩非子》中，这个故事被记载成这样：宋国和楚国打仗，宋国的军队列好阵势，楚国的军队渡过泓水来与他们交战。宋国的将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们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立即发起进攻，这样楚军必然失败。”
宋襄公回答：“不行啊，那违反战争规矩了嘛。君子们说过，‘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抓捕已经白发苍苍的敌人；敌人陷入险境时，不能乘人之危；敌人处于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准备好，不能突发奇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们就发动进攻，违反了仁义之道。等楚军都渡过河，排好阵势，我们再进攻。”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过河后才开始战斗。宋军因为人少力弱，遭到了惨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去世。毛主席基于这个故事，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名言：“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句至高无上的指示，这个寓言被选入了中学教材，宋襄公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宋襄公确实有点傻傻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就会明白他的选择正是贵族精神的体现。
中国的贵族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礼”。在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像现在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要遵守“战争礼仪”。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战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双方将其视为竞技，布阵有一定的规程，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仍然不能脱离‘礼’的限制”。
春秋时代以战车战为主，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平坦开阔的地方，双方约定时间，大致同时到达，等排好队形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欺诈”。
这种战争更像是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顺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了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去，结果却偏离了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
公子城看到后，不屑地大喊：“不换箭真是太没品了！”意思是战争规则是双方轮流射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你不遵守规则，简直太卑鄙了！华豹听了，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上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反而肯定他为了武士的尊严而舍命保护了规则。
在当今社会看来，我们的古代祖先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有点落伍，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在春秋时期及之前，战争的方式和理念与后世截然不同。那个时候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规模不大，只有几百辆战车，每次战争一般也只持续一天。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场绅士间的大规模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要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趁人之危都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时期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也曾说过“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也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而《淮南子》中也提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这些都是当时普遍遵守的战争规范。
那时候的战争规矩如今早已变得陌生，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谈更是让现代读者难以想象。《左传•成公十六年》记录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展开的一场大战，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有教养。原文中写道：“郤至三次遇到楚国的士兵，见到楚国王，都会下马，摘下头盔，快步走到一边去。”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中，晋国的大将军郤至三次遇到了楚国王。每当他见到楚国王，就会下马，摘下头盔，恭敬地退到一边。楚国王非常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送给郤至一张弓，并说：“你在事务中表现得非常尊敬，有如红皮绑腿一般，真是个君子。你识见不穀而快速行动，难免会受伤呢？”
《左传》中说：“郤至见客，放下战甲，恭敬地说道：‘作为您的外国臣子，奉命参与我国君王的战事。因为身着战甲，不能向您下拜。感谢您派人来询问我的安危，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战斗的缘故，只能对您的使者行个恭敬的礼了。’”
就像这个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即使在血腥的战争中，雅致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尽管彼此都想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行仍然非常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保持尊敬，而楚王在危机时刻甚至还表扬了对手，并派人带去礼物。正如著名学者钱穆所说：“当时的国际关系，虽然战争不断，但总体趋势是重视和平和讲究信义。外交上的风雅，更能体现出当时贵族的文化修养和理解。即使在战争中，他们仍然注重人道、礼貌和信义，有时还以一种独特的幽默方式展现。”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够理解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作为殷朝贵族后裔，受过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注重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内化于心的信念。在战争中，他不仅想取得胜利，还想赢得“漂亮”、“合理”和“高贵”。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风度比胜败更重要。那些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板的礼仪，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无法改变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实际上展现了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辉。
实际上，许多史书都肯定了宋襄公的行为。例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在重大事情上，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认为即使是周文王面对这种情况，也不会做得更好。”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泓水之战时，宋襄公恪守仁义，希望成为盟主……襄公虽然在泓水之战中失败，但许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惊叹于在礼义缺失的时代，宋襄公仍然坚持礼让精神。”
直到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指出，无论如何，被楚国击败，那是宋襄公的过错：“至于战败，宋公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毛主席的那句名言达到了批评宋襄公的登峰造极之地位。后来的中国人对宋襄公的行为进行批判，实际上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上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如今的中国人确实对先秦时代祖先的内心世界感到摸不着头脑。
幸亏有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作品，让我们对欧洲贵族有了一些了解。或许通过援引一些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我们能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原则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觉得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俘虏二毛，不打乱无序队伍”太过古怪，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也许就好理解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实际上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有一套行为准则：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装备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比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之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都要在摆好阵势之后正大光明地对打。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可耻的行为。骑士精神包含两个方面：勇敢作战、不怕死不畏强者，还有同情弱者、宽容失败者。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把俘虏当作贵宾款待。在英法战争期间，被英国人俘虏的法国骑士经常受邀与胜利者一起欢饮娱乐，在英军营中过得惬意自在，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真不就是我们一直嘲笑的“宋襄公精神”吗？可惜的是，虽然很多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只是欧洲版的“宋襄公主义”。
就像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读起来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笑得肚子疼。其实，这些故事在西方贵族时代也有类似的版本。
比如在当年的“批孔”潮流中，有一个备受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关于子路的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斗中战死，临死前竟然还顾及到系好被敌人砍断的帽绳，死得体面端正。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有多么极端，甚至到临死都不忘念经。
其实注重外表，注重细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修养。先秦社会无处不在的礼仪，从着装搭配到与客人交谈时的态度，每一个细节都要求繁琐。如果今天的读者翻阅类似《周礼》的先秦典籍，也许会觉得这些记载太啰嗦古板。这也是贵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兰西贵族以言行举止的斯文有度而闻名。法兰西贵族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礼仪训练。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走动，由于不断的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礼教的一条金科玉律是，无论何时何地，贵族们都应保持尊严和风度。
子路面对敌刀系紧帽带的举动，其实就是标准的贵族风范，面对死亡时泰然自若。西方贵族社会也有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之巅，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断头台。皇后走上断头台时，不慎踩到刽子手的脚，她最后一句优雅的道歉是：“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本能反应所展现的，“贵族文化”的魅力正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举动既不算做作，而是举止得体，有贵族风度。
还有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奇怪。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之前提到的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驾车的杜溷罗对韩厥说：“快追吧。他的车夫左顾右盼，心不在焉。我们很快就能追上。”然而，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下令调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条性命。
这个故事体现了贵族社会的一条重要信条，那就是对对方君主的尊重。因此，晋国将军在遭遇楚国君主时，也会行礼致敬。春秋时期，郑庄公勇敢地挑战了周王朝，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胜利，甚至射中了周王的肩膀。
然而，当周王逃离战场时，郑军并没有追击。庄公说：“君子不喜多上人，更何况敢侮辱天子!只要自保并保卫国家，已足够了。”也就是说，我与周王作战是不得已之举，又怎能再侮辱天子呢!当天晚上，郑庄公特意派使者前去探望周王，并向他的左右近臣致以问候。
在欧洲政治的舞台上，也有一项类似的传统。
即使被推下国王宝座，那些曾经担任过国王的人也会受到适当的礼遇。这是展现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因此，在欧洲权力斗争中，很少见到失败者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明白养虎遗患的危险，但却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就像1688年，威廉三世夺取了英国王位，将他的岳父詹姆斯二世赶出了国境。然而，他却选择放任詹姆斯离开，甚至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没有设防措施，让他顺利逃往法国。结果，岳父在第二年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被迫从英法战争中抽身，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终将詹姆斯赶回法国，但他也因此在英法战争中遭遇了失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没有人因此责备威廉三世的愚蠢之举。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楚国与晋国之间的邲之战。在那场战争中，晋国遭到了惨败。在撤退的过程中，晋军的许多战车陷入泥潭，狼狈不堪。然而，楚国士兵没有趁机追击，相反还上前教晋军如何抽掉车前的横木，以便将战车冲出泥潭。晋军最终摆脱了困境之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也就是说，你们逃跑的经验真是一流啊！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战争场面简直就像小孩子在玩家家酒一样。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王位争夺中，这种“可笑”的情景也是经常出现的。
以1135年为例，当亨利一世去世时，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声称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不过，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而亨利二世对此表示不服，并率军前来争夺王位。然而，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因为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就没了粮饷，导致队伍饥肠辘辘。在这窘境之下，他竟然向敌人斯蒂芬求助，希望得到支援。而斯蒂芬，竟然慷慨解囊，借钱给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遣散，结果第一次战争就这样荒唐地结束了。
数年之后，亨利二世已经成长起来，再度发起进攻，很快取得了胜利，斯蒂芬便低头投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双方在谈判后达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但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预示着在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即位。
还有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加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后代，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都对英国王位产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自动员了一批贵族，引发了内战。由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徽章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徽章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
最终，双方不得不在战场上达成妥协，因为不打不成交。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并宣布合并两大家族，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贵族之间的战争通常不以杀戮和征服为目的，而只是为了分出胜负。因此，战争往往只是有限的，给对方留有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但离开战场后，又可以成为朋友。
多年来，思想政治课的洗脑效果真是不得了，让我们对"贵族"这个词产生了一种负面印象。
一提起贵族，我们就会想到奢侈浪费的生活和守旧僵化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贵族们并不全是保守特权的代表，他们也有着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首先，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着为国捐躯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家庭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从军，沙皇也经常亲自上阵。就拿《战争与和平》中的贵族安德烈来说吧，他要走上战场，与拿破仑的入侵军抗争。他的老父亲公爵对他说：“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但如果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愧！”最终，安德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离世。
其实，这种场景在先秦时期也是常见的。和西方封建社会一样，中国上古的贵族们也是勇猛的武士，贵族男子的职业就是当兵。翻开《左传》《国语》，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贵族们个个都亲自上阵，就连孔夫子这样春秋末年的人物，也擅长武技，精通射箭和马术。
总的来说，贵族们并不仅仅是庸庸碌碌的特权阶层，他们身上还有着勇敢精神的光芒。所以，以后我们再听到"贵族"这个词的时候，不妨多一些理解和宽容，毕竟人人都有自己闪耀的一面嘛！
在古代的春秋时期，整个贵族阶级都以手握战斧、身披铠甲为豪，视奋勇冲锋为乐。秦国在选举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要勇敢无畏：“要选一个勇猛的人来立为国君。”楚康王即位五年却没有战争，他觉得自己是犯了大大的错误。在《左传》这本书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为胆怯而在战场上逃跑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代的人们大多都不怕死，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方面是注重荣誉，敢于承担责任。毕达哥拉斯曾说，贵族的生活就是追求荣誉，而奴隶的生活就是追求金钱利益。确实，贵族们认为自己的血统是高贵的，因此他们做事要正大光明，不敢用卑劣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脉。
现在的中国人常常认为贵族只是特权的象征。当有好处时他们挤在最前面，当面临危险时他们首先逃离。然而，权力也意味着责任。以航海业为例，西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必须是最后一个逃生。在古代社会中，贵族的作用就像是船长一样。虽然他们享受特权，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必须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舍生忘死。
公元前541年，在郑国的虢地上，各个诸侯国召开了一个盟会，被称为“停战大会”。这个大会的目的是停止战争，呼吁和平，号召各国和睦相处。
然而，就在这个大会进行时，鲁国的代表季武子却出兵征讨莒国。这个消息传出后，楚国的代表主张将鲁国的代表叔孙豹处死以泄愤。晋国的大臣乐桓子赶紧去通知叔孙豹，并表示愿意帮他摆平这件事，以免遭受灾难。
然而，叔孙豹听到消息后却拒绝了乐桓子的好意。为什么呢？叔孙豹说：“我来参加诸侯的大会，是为了保卫祖国。如果我逃避了灾难，其他国家肯定会联合起来攻打鲁国。这难道不是给鲁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吗？如果他们在这个大会上将我杀掉，那也相当于惩罚了鲁国，鲁国就不会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所以，我宁愿在这里死去。”
这就是承担责任的精神。
这个故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鲁语下》。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对我的妻子有不轨之举，结果被人杀害了。为了维护主公的形象，你一定要写道‘先君因病身亡’。”然而，太史伯回答说：“作为历史记录者，我们应该根据事实来写历史。”于是，他直接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拔剑杀了太史伯。按照惯例，太史之弟接替兄长的职位。新太史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仍然直接写道：“崔杼弑杀君王”，于是崔杼又杀了他。然而，第三个太史仍然坚持写实。崔杼叹了口气，只好放弃了。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义愤填膺地接过竹简，准备继续记录史书。然而，当他听说已经有人将事实公之于众时，他才放下竹简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坚定，硬骨头至极。
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曾经我们说过越是贫穷的人越容易革命，越贫穷越高尚。但实际上，贫穷从来都不是件好事。贫穷使人眼界狭窄，只能看到食物，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贫穷束缚了人的身体，让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原始欲望所折磨。贫穷夺走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贵族与其他阶层相比，不仅在物质上有优势，而且在精神和文化方面也更加出众。财富和地位让贵族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自己的尊严，提升自己的风度，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几代贵族的教育，培养出一系列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的品质。
贵族精神的宝贵之处在于，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质的成长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代代相传、历经时间的长久过程。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
从第二代贵族开始，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开始与第一代截然不同。到了第三代，贵族们对追求物质利益和开拓家族基业的激情逐渐淡化，贵族精神渗入到他们的血液中，每一个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因此，贵族文化要想传承下去，关键是保持稳定。
贵族家族的分家制度保证了稳定性。贵族们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继承所有家产，其他孩子没有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无法分割，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都成为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需要相应的土地和财产，因此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普通人家一样平均分配。儿子们都要争夺，怎么办？就通过法律规定，只给长子。于是，长子继承制便形成了。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英国的大贵族往往可以存在几百年之久。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通过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问英国后总结说：“许多古老的地产是通过长子继承制保存下来的。”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土壤。
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提供代代相传、不间断、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的是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的是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所以驾车和射箭的技巧是武士必备的。
书数指的是语文和数学。从“六艺”的内容来看，它既注重文化，也注重军事；既培养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境界。这种贵族教育的设计相当平衡而合理。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性、富足且超越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让贵族的生活不仅仅是比普通人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尚的生活，它是一种完全不同品质的生活。正因为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摆脱了劳作的压力，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紧迫需求，贵族的生活不再受到约束。(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据说在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没有为衣食甚至功名而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事物，体现了人类高贵的一面。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深谙礼仪，使艺术家有闲暇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来欣赏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