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反腐风暴：当严刑峻法碰上制度缺陷
明朝初年的四起大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和朱元璋要清洗和自己一道打天下的老兄弟，所谓“淮西集团”有关，基本属于权力斗争的问题。
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则都和反贪腐有关，应该算是制度建设的问题。
空印案的时间比较早，发生在洪武八年。
所谓空印，指的是在空白的文书簿册上加盖官印，也就是一张盖有印章的空白文件。之所以会有“空印”，其实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造成的。
每年，大明治下的每个县，都要把本县的财政数据，汇总到府里；各府核查无误，再把数据汇总到省里，严谨点说，是汇总到布政司。布政司再派人，把数字汇报给南京的户部。
只有地方提交的账目，与户部审核后的账目完全相符，这一年的赋税征收工作才算顺利完成。
但是有个问题，即便地方政府在征收钱粮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数据错误，户部在清点地方送缴来的钱粮时，也没有出现任何数据错误，两者的数据仍然大概率会对不上。
因为大明朝的物流水平，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损耗，损耗多少，没有办法提前预估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所以地方派到中央提交账目的官员，只有到了户部之后，才能够知道这份文件上的数据应该怎么填。那么，地方衙门的印章，应该怎么盖到这份文件上？
汇报工作的人，不可能带着官印进京。真带着官印进京，本地工作没法做了。
那怎么办？审核之后，再把文件送回去盖章？当时大明天下总共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司，后来又增加了云南布政司，你是浙江的、江西的还好说，你陕西的、广东的，为了一个数据要重填，就要一来一回，那是多少时间多少路费？
古代这事的成本，真是高得吓人。所以，去南京汇报工作的官吏，随身携带多份已经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就成了一种各地衙门通行的普遍做法。户部也理解，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除了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什么事情都喜欢亲自管，事情管得太多了。有学者统计，废宰相后，他有八天处理1600多份文件，3000多件事的记录。洪武八年还没有废宰相，但事情已经很多了。事情太多，就不可能每件事都弄清楚前因后果和具体困境。
而且，朱元璋对宰相又极不信任，更容易疑神疑鬼，所以他发现了空印问题后，立刻觉得，这不是给弄虚作假留出巨大空间吗？于是决定严惩。
既然是天下衙门普遍的做法，那么一严惩自然全部都有问题。而且，工作对接困难这个问题，是严惩解决不了的，但是又不能指出皇帝错了。还真有人傻乎乎地给朱元璋分析过，为什么会使用空印的原因，结果这人被朱元璋发去作终身苦役。
自然也就没人敢继续解释了，那就只好一直折腾下去。
空印案杀了几百人，相比另外几个案子算是很少了。但不再使用“空印”的社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些成本，最终自然都是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再说郭桓案。郭桓案其实是四大案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最大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举报，负责户部日常工作的户部侍郎郭桓，串通了一大批官员，侵盗了朝廷的官粮。
这个数额有多巨大呢？首先公布出来的数字，是七百万石。但后来朱元璋在《御制大诰》里说，我说七百万，是怕数字太大，天下人不信，所以才少说点。实际上是多少，“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是个什么概念？洪武年间，每年征收上来的粮食，共计二千九百多万石。就是说，以郭桓为首的这个巨型贪污集团，几乎吞掉了大明朝一年的夏税秋粮。
和另外三个案子基本纯属冤案不同，郭桓这批人，大概真是贪官。但是，贪污数额如此巨大，就有点问题了。
相关分析，谌旭斌老师的《活在洪武时代》，大概是最合理的：大量的粮食，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征收上来。
因为朱元璋定的税赋，实在太沉重了，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最后这些缺口，就都算在贪污里。然后以反贪的名义，就可以抄很多官员、富户的家。就这样，又杀了几万人，因为到处追缴赃物，又导致无数家庭破产（“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朱元璋出身贫苦，他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还认为，一个好皇帝，才是美好社会的根本保障。
朱元璋不否认元朝的合法性，但是朱元璋经常批评元朝皇帝，理由就是元朝皇帝太懒了，法令太宽松了，对坏人太纵容了。我是一个好皇帝，我必须要和他们反着来，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关于朱元璋治国，对官员的监管如何严密，惩罚如何严厉，相关史料极多。
一方面，被惩办的官员，很多都是读书人，手里都有笔杆子。倒了霉，就要记载在小本本上。当时不敢详细记录，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写下来。
朱元璋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会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看见就吓得面如土色。
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阖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有一次，为了一批罪犯如何处理的问题，朱元璋和太子的看法有分歧。朱元璋主张处死，皇太子主张从宽。朱元璋问御史袁凯：朕和太子的主张，哪个正确？
袁凯哪敢说谁对？只得回答：“陛下要杀，这是守法；皇太子想要赦免，这是心慈。”
你两边不得罪，这是滑头，于是朱元璋就让袁凯下狱。被放出来后，袁凯就吓得装疯卖傻，官自然做不下去了，就退休回家。
回到乡下老家之后，袁凯继续装疯卖傻。后来朱元璋又派人去召他，看见袁凯趴在篱笆边，吃狗屎，——当然，是事先放好的假狗屎，用炒面拌糖稀做成的。万幸，使者没上去尝一口狗屎是不是真的，就回去跟朱元璋说，袁凯确实疯了，袁凯这才保了一命。
当然，这类记载，难免让人疑心，读书人恨朱元璋，写这些故意黑他。
反腐困局
另外一方面，官员待遇如何，对官员应该如何监管……这都是制度，是要形成文本的。还有，明朝正式的法典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四编《大诰》。
朱元璋作《大诰》，是要把自己治国的理念，传递到大明天下的每一个角落。朱元璋时代，《大诰》地位是非常高的：天下官民之家，如果家里有《大诰》，犯罪可减罪一等；老百姓受了官员欺压，如果想要上访，本来是不许老百姓出远门，只要头顶《大诰》上路，沿途的官员就不得阻拦；还有，学校里考试也会考《大诰》的内容，老百姓会背《大诰》，还能有赏……
《大诰》的内容可丰富了，会介绍案情，会说明相关法令，朱元璋还要讲一番自己为什么这么处置的道理——这都是朱元璋自己讲的，不是别人黑他的。
了解了明朝的制度，尤其看了《大诰》之后，就会觉得，那些士大夫哭哭啼啼说朱元璋有多狠，夸张是有的，但他们活在朱元璋时代，确实是活在恐惧中。
首先是官员的待遇特别低。
这个要细讲挺复杂，涉及到一堆货币换算的问题，粗线条勾勒倒是很简单：朱元璋给官员定的俸禄，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够花的。
如果你是个京官，在京城做官，那么首都生活成本高，钱不够花。然后，钱不够花，本身又可能成为你的罪名。
洪武十五年（1382），有个叫曾秉正的官员被罢职，他太穷了，凑不齐回家的路费，就把自己四岁的女儿卖了。这事被朱元璋视为对自己的恶意挑衅。你卖女儿，是不是想引起舆情？你不就是想宣扬我给你们的待遇差吗？卖女儿的人，不配做父亲，于是朱元璋把曾秉正处以宫刑。
如果你是个地方官的话，地方上生活成本倒是低一些，但是收上来的赋税，大头都上交给朝廷了，制度规定的地方行政经费，是无论如何都不够用的。那怎么办？
要么就是地方官自己往里贴钱，——这就越发显得官员俸禄低了，我那点薪水真的是杯水车薪。
要么就是要求当地富户出钱。除非这个富户是圣人，不然就是两种可能：一是你利用手里的权力欺负这个富户，这是虐待百姓；二是你从此对这个富户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那就是你和他勾结作恶。
大明朝的官员，都被逼入了这样的窘境。然后，朱元璋还对官员监管得特别严厉，有违法行为就要严惩。
朱元璋反腐力度是特别大的，甚至有“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的规定，管你贪多少，贪了就是杀。
为了警示后来者，朱元璋还制造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注意，朱元璋颁布的《大诰》，特点就是有很多法外之刑。
很多罪行，按照《大明律》，不用受多重的处罚；但按照《大诰》，那就各种酷刑全来了。我们前面和你介绍过，唐朝、宋朝的法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理性、人道的法律（当时欧洲人已经忘掉罗马法了），但很多唐宋已经废止的酷刑，到朱元璋这里又恢复了。
有些刑罚，可能是蒙古传统，明承元制，老朱继承下来的。比如著名的“剥皮实草”，把贪官枭首后剥皮，皮囊内填充稻草、石灰，悬于官府公座旁。让继任者看着，你的前任贪污了，就是这个下场，你自己看着办！
但反贪反了二十多年，到了朱元璋晚年，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前边的官员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大诰》里面朱元璋有些话，简直是在哀叹了：“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其实，我们作为局外人，或者当时的官员们，很多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朱元璋这个制度设计得就是让人没法不贪污。倒是应了《西游记》里猪八戒的一句话：“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二师兄的很多感慨，真的是从大明朝的日常生活经验里长出来的。
当官动辄得咎，有人就怕得不敢做官了，还有人为了不做官而自残，截断了自己两根手指。
老百姓为了害怕服徭役而自残，是自古以来一直这样；士大夫为了不做官而自残的，这个就很少见了。因为官位一直是供不应求的，有人不想做，别人会很欢迎；而且，古代多数时候是推崇隐士的，你不做官还能收获很多赞美。
唯独朱元璋时代不同。朱元璋就把自残不想做官的人杀了，抄家，又颁布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朝廷需要你做官，你却不做，这就是不忠不孝，那就该杀。
知识点二：小富难安：明初富户的四重劫难
朱元璋的统治，一大特征是严惩贪官污吏。那么，在洪武时代，作为一个“民”，也就是普通百姓，生活如何呢？
士绅与富户，这个问题，也要分开论。
首先，民当中的富户，要区别出来单独分析。
所谓富户，是指经济条件较好，但没有官府背景的人家。家里没有人考取过功名，没有人做官，或者曾经做过官。
如果有功名或者做过官，那就是士大夫，是“绅”，乡绅、绅士的绅。绅在政治上，是有或多或少的特权的。
富户则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富户可能是地主，按今天的标准，可能划到统治阶级里去，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官府面前，完全是被统治者，不但没有任何特权，甚至基本权利都没什么保障。
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考科举？一大原因就是，哪怕只是中个秀才，生活的安全感都会大大增加。
好些朱元璋时代的官员士大夫有多惨的例子。这里要说，文化人因为掌握了笔杆子，确实是放大了自己的苦难。士大夫因为害怕做朱元璋的官，如何自虐自残，这种故事确实特别抓眼球。
实际上，做官的安全系数，当然还是比不做官要高一些。
朱元璋对富户的心结
当然，凭借经济优势，不是绅的富户，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会欺负穷人的。任何一本朱元璋的传记，都会讲他小时候如何被地主欺负的故事。
比如说朱元璋一家，多年来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种地，朱元璋十七岁那年父母去世，朱元璋想跟刘德讨要一块坟地，结果被刘德狠狠训斥了一通。
这事是朱元璋当了十一年的皇帝后，亲自撰写的《大明皇陵之碑》上讲的，说刘德当时“呼叱昂昂”，可见当时那个场景，给朱元璋的印象有多深，真是给青春期的心灵，留下了永恒的创伤。
这个刘德就是个富户，而不是绅。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虽然说过一些要善待富户的动听的话，但总觉得朱元璋一直是对富户这个阶层，有点不大友善的。
朱元璋对富户有一段有名的训话，：
“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明太祖实录》卷49）
翻译成大白话，大意就是，富户的幸福生活，都是我这个皇帝赐予的。因为如果没有皇帝，强大的就会欺凌弱小的，人多的就会对人少的施加暴力，富户没有日子过，穷人也活不下去。
这话也确实说出了道理的一个方面，用现代政治学的言语表述就是：皇帝代表国家，如果不是有国家垄断了暴力，社会上就会充满无序的暴力。富户的安全当然也就失去保障。
朱元璋说，我是好皇帝，你们要绝对服从我，要是继续元朝时候那种作风，就不是“良民”了。——朱元璋一方面是承认元朝的合法性的；另一方面，朱元璋经常批判，元朝的统治实在是太糟糕了，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现在大明朝要想弘扬正气，树立新风，要克服的困难特别的多。
那么，朱元璋对富户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是落实税收。
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朱元璋时代，明朝在江南很多地方收到的赋税，比元朝末年要多得多。比如苏州府，在元末延祐四年（1317年）应纳秋粮米88万余石，明初一跃而增至290余万石，是原来的三倍多；松江府也从66万余石升至140万余石，也是原来的两倍多。
问题来了：元末不是已经号称“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了吗？到朱元璋这里，还经历过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不小的破坏，怎么还能搜刮出这么多钱粮？
这可以看出，当年元朝的统治确实粗放，富户也确实在欺负穷人，转嫁负担。富户“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穷人承担了全部重担，富人一边自己发财，一边还把锅甩给蒙古人，都是他们剥削太狠了。
朱元璋作为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皇帝，确实是见识过基层的问题在哪里，也知道原来管理的漏洞在哪里的，他对社会是有一种洞察的。
朱元璋通过清查户口和丈量土地，查出地主隐瞒的丁口和田地，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关于这个问题，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里，有一篇专门介绍，应该说是通俗性和学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了。
所以，明代初年才能多征收上来那么多的钱粮。元朝的时候，富户的种种逃税、避税的手段，就都没用了，谁也别想跑。
第二是追究罪行。
朱元璋时代，犯罪被严惩的富户特别多。
有的是有证据的，富户欺压穷人，朱元璋为穷人做主。有的则是存心想要抄富户的家。直到今天，南京还很流行朱元璋和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故事。
朱元璋时代修的南京城墙，气势恢弘，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垣。其中，南京城的南门中华门，尤其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堡垒式瓮城，有“天下第一瓮城”之誉。
中华门也叫聚宝门，为啥呢？传说是，修城墙砖头不够用，朱元璋听说沈万三有个聚宝盆，什么东西往里一搁，再往外掏就永远掏不完。
于是，朱元璋就借了沈万三的聚宝盆，这才有了足够的城砖。但聚宝盆朱元璋不想还了，把它埋在中华门底下，因此中华门也叫聚宝门。然后，朱元璋怕沈万三追债，就把沈万三也杀了。
民间故事荒诞不经，也有很多不同版本。不过背后有事实的影子：沈万三是靠海外贸易发财的，这种发家致富的路径，和朱元璋的农民思维，天然就不对付。然后，朱元璋攻打苏州张士诚的时候，沈万三有给张士诚提供过军费，这就深深得罪了朱元璋。
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当时沈万三已经去世了，但沈万三的后人很害怕，就出资修了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墙，又提出要犒劳官军。朱元璋大怒，说：“匹夫犒赏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其实这也是欲加之罪，就是要收拾你沈家罢了。后来还是马皇后求情，才把沈家人改为发配云南。这么一个过程，就简化扭曲成了民间故事里的样子。
还有，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也是巨富，他是被扯到胡惟庸谋反案里，然后被处死抄家的。胡惟庸谋反案本身是个冤案，株连的时候，抄一些有钱人的家，捎带手的事。
第三是强制移民。
沈万三的后人不是被发配云南吗？移民也是处置富户的一种办法。
直到今天，很多云南人都会说我祖上是南京的，也是因为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推行“屯田戍边”政策，将大量内地人口迁入云南。这些被强制移民的人里，南京周边地区的很多，或者先到南京集合，再迁移过去。后来的历史记忆，就都是南京到云南的了。
除了逼这些富户移民到边疆地区之外，还有大量被移民到朱元璋老家附近的。原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的地盘上，当然有依附于他们的富户。
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表现得忠于元朝的富户。这些富户，有个别可能是有政治理想的，有的可能是抱着投机心理的，更多可能纯粹是花钱买平安。但现在朱元璋来了，这段经历，都是黑历史，成了罪名。
朱元璋把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迁到了自己的家乡濠州，或者濠州附近的州县。濠州已经升格为凤阳府，定为大明“中都”，多强迫一点有钱人住过去，既繁荣了当地经济，又便于监管。
这是秦皇汉武时代的老戏码，朱元璋又给捡起来了。
第四是摊派劳役。
役是民众为官府提供无偿劳动。劳动的种类有很多，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应该是公务员做的事情，都是找民众做，但事情你来做，编制是没有的。为衙门服役，就是衙役，本来指的是“役”，后来才变成指服役的人。
服役是所有大明子民的义务。哪些役是专挑富户来做的呢？有些是朱元璋安排的，有些是朱元璋不想让富户做，但地方官员专爱安排富户做。
比如，向广大平民收税、组织集体劳动等等。这类役，朱元璋规定要让富户来做，理由是关爱穷人。因为这类事如果由官员来做，官员就必须下乡，产生巨大的接待费用和各种猫腻，非常扰民。底层生活过的朱元璋，对此显然印象深刻，所以他严格禁止官员下乡。
《御制大诰三编》：“朕见府、州、县官吏苦民极甚，特不许有司差人下乡，有司官吏亦不许亲自下乡。法已行，官吏守者且有一半，民甚安矣。”
给富户做，似乎是既减轻了官府工作压力，又保护了穷人，但对富户却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你去敲左邻右舍的门，让他们交税，让他们干活，这真是得罪人的事。你干这个工作还是无偿的，可是你的邻居要是欠税，你却要负责了。
但朱元璋觉得，既然你是富户，那么你有能力承担这个成本。实际上，朱元璋担心的不是富户亏钱，而是富户借着这个机会，欺负穷人。所以，朱元璋还有个配套措施，如果穷人被富户欺负了，可以头顶着自己亲自颁布《大诰》，绑着富户进京来告状。
但这个制度设计带来了一个朱元璋始料不及的结果：富户对这类工作毫无积极性，你治罪我也没辙，税根本收不上来。
官员着急没办法，只好还是亲自下乡。虽然这是犯罪，但不能完成税收任务也是犯罪。下乡属于有可能隐瞒的罪行，税收任务完不成，是没法隐瞒的罪行，还是挑个可能隐瞒的罪来犯吧。这就回到了上一讲的话题：为什么朱元璋时代的官特别难做？
什么事情是朱元璋不想让富户做，但官员们特别想让富户做的呢？
比如给押送物资进京。这就又回到了讲“空印案”时提出的问题：古代的物流水平，你长途运输一个东西，途中大概率会有损失，朱元璋又禁止了降低风险、减轻责任的各种补救措施，所以运东西进京，结果大概率就会被治罪。官员们都不愿意去，让富户去，犯罪的就是你，不是我了。
《御制大诰续编》：“此《诰》一出，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际，须差监临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县不差监临主守，故差市乡良民起解诸物，因而卖富差贫，许市乡年高耆宿、非耆宿老人及英壮豪杰之士，将首领官并该吏绑缚赴京。”
总而言之，生在朱元璋时代，当一个没有特权、又有点小钱的人，真是会蛮绝望的。有钱就是你的原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被转嫁到你这里，然后你就会迅速返贫。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作为一个平民，要想实现财富积累，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从今天的内容里，我想你也感受到了，朱元璋的很多政策，都宣称是为了穷人好，应该也是真心想为了穷人好。
知识点三：：刘伯温为什么会被神化？
刘伯温的民间形象和历史人物，差距确实有点大。
刘基为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县）人，他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的后代。刘光世他们家是所谓“蕃官家族”，其实是党项人。但是，刘光世已经通常被当作汉人了，刘伯温当然更加只会被当作汉人看待，这就是民族融合的力量。
刘基是1311年出生的。1314年元仁宗就恢复科举考试了，刘基青少年时代，是元朝统治比较倾向于汉化的时代。
刘基小时候就被看作神童，学习特别好。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
但当时，元朝又是蒙古守旧派的大臣掌权，中进士并没有多好的仕途。实际上，刘基中进士后不过两年，就又废科举了。刘基在低级岗位上蹉跎了几年，就辞官回家了。等到至正六年（1346年），对汉人士大夫比较友善的脱脱掌权，刘基就又出来谋官做，不过并不顺利。
刘伯温早年也和无数普通读书人一样，努力想做元朝的官，但是仕途坎坷。政策不利的时候，固然很难；政策已经给机会了，但机会也未必给到你。
又过了几年，刘伯温终于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职务，这时候，刘伯温已经四十来岁了。因为这时已经叛乱四起，朝廷想利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汉人参与平叛。
对平叛事业，刘伯温确实很积极，但他的领导和同事都不积极。也就是说，刘伯温是少数对元朝忠诚的官员，大多数大元的官吏，还是只想着混日子，捞好处。所以，刘伯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刘伯温也受不了这些人，就辞官回家了。
等到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来了。
朱元璋攻克应天（今江苏南京）后，听说刘伯温很贤能，就送来礼物，请他们出山，刘伯温开始不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这一年，刘伯温已经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了。就是说，刘伯温大半辈子，都是元朝人。
创下功绩却被迫害
辅佐朱元璋之后，刘伯温主要作为朱元璋的幕僚、参谋，发挥作用。《明史·刘基传》特意强调了几件事：
当时，朱元璋遥奉小明王韩林儿是皇帝，元旦会在中书省设御座，带着群臣对着御座下拜。唯独刘伯温不拜，说：“一个放牛娃罢了，尊奉他做什么呢？”
刘伯温又给朱元璋献计说，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大敌，张士诚没威胁，陈友谅很危险，应该先消灭陈友谅，然后再消灭张士诚，最后再北伐。
陈友谅攻打朱元璋，朱元璋手下的人，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逃跑。只有刘伯温说，提这种建议的，都该斩首，我军必胜。于是，刘伯温为朱元璋设下了大破陈友谅的计谋。
这三件事——第一件，实际上是劝朱元璋自己称帝，这是最根本的政治定位问题；第二件事，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是大战略；第三件事，大破陈友谅，是技战术层面的谋划。
总之，不管哪个层次的问题，刘伯温都帮助朱元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另一方面，刘伯温掌控着多少资源，有多少人实际上听命于刘伯温……这类问题，史书没有清楚记载，大概也确实没多少。
就是说，刘伯温发挥着智库的作用，但是并不掌控多少实权，似乎也并不存在一个像有的研究者说的所谓“浙东士大夫集团”，刘伯温实际上是比较孤立的。
而来自朱元璋老家的文臣武将，也就是所谓淮西集团，那就不一样了，那真是一个关系紧密资源雄厚的集团。
面对淮西集团，刘伯温其实挺弱势的。而他一个后加入的浙江人，那么得朱元璋赏识，是天然要被淮西人敌视的。
具体导火索，正课大概说过，就是刘伯温得罪了李善长，又得罪了胡惟庸。得罪李善长还则罢了，得罪胡惟庸灾祸难逃。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六十岁的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俸禄是二百四十石，而淮西勋贵如李善长，是封韩国公，四千石，待遇差距非常大。
不久后，刘伯温就辞官回到家乡青田县了。
刘伯温知道自己这些年得罪人很多，回到家乡后，便闭门谢客，饮酒下棋而已。青田县令非常仰慕刘伯温，求见不得，就假装是山野之人去拜访，刘伯温就接待了。两人应该是聊得还不错，于是县令就报了身份，结果刘伯温立刻惊得站起来，自称“小民刘基”，后来再也不和县令见面。
即使如此，刘伯温到底还是没能逃过迫害。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升任丞相，就开始诬陷刘伯温。朱元璋虽然没有深究，但削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刘伯温害怕，便入京谢罪，谢完罪就留在南京了，不敢还乡。
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因病卧床，胡惟庸派医生送药，刘伯温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有记载说，是胡惟庸下毒了，但也可能只是医药无效，病情自然加重而已。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没法把话说死的问题。
于是，朱元璋派使者护送刘伯温还乡，不久后刘伯温病逝于青田故里，终年六十五岁。——不管刘伯温是不是死于胡惟庸下毒。死亡，这个时候于他而言，也算是一种解脱。刘伯温生命的最后几年，显然是活在恐惧中的。
朱元璋为什么要神化刘伯温？
历史上的刘基刘伯温，大致是如此，但是他后来不断被神化。值得注意的是，神化刘伯温的，首先不是别人，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曾经把刘伯温比作自己的张良张子房，这个比喻是很精准的。张良对于刘邦的意义是什么？除了提供战略上的建议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论证刘邦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当皇帝的合法性。
《史记》提供给我们的张良形象，身上是有很强的神秘性的。比如，早年遇到黄石公学习了奇妙的谋略；晚年从赤松子游、修仙去了；中间还穿插着神秘的几乎不可理喻的“商山四皓”的故事。
把张良写得像神仙一样，作用在哪里？张良曾经预言说：“沛公殆天授。”刘邦是得到上天授命的人。张良近乎神仙，张良说刘邦得了天授，才有说服力。
我们再看刘基刘伯温的故事，一样的。很多传说的主题，也是刘伯温预言，朱元璋当皇帝是天命所归。
这里有些故事可能是真的。比如，朱元璋登基当皇帝的日子，登基前几天阴云密布，登基当天晴空万里，显得上天对朱元璋很支持。据说这个日子是刘伯温挑的，刘伯温有点气象学知识，会天气预报，就用在给朱元璋做宣传上了。
还有些故事肯定是假的：
有一个刘伯温从一个石头房间里得到天书，从此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照搬张良遇黄石公的，不必多说。
又比如说元朝末年，刘伯温和朋友游西湖，忽然看见西北方向，有奇怪的云彩在闪光。刘伯温说，这不是一般的云，而是“天子气”，这气哪里来的？杭州往西北方向看，对应的是金陵。十年之后，金陵要出皇帝，我要去辅佐他。
朱元璋攻克金陵十年之前，刘伯温还忙着帮元朝镇压农民起义呢，怎么会说这种话？但是，你在公开场合传播这个谣言，朱元璋不会反对，刘伯温的子孙也不会反对，这是大明朝的官方谣言，既信谣又传谣，才是大明的好子民。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那个民间传说里游龙戏凤的明武宗正德皇帝，给刘基加了谥号，圣旨里还特意提了这件事，捧刘伯温就是捧朱元璋。
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刘伯温和朱元璋在同一艘船上，当时战况相当惊险，朱元璋和刘伯温也算共历过患难，这是真的。明末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刘伯温突然跳起来，对朱元璋说，赶紧换船。结果刚到新船上还没坐稳，陈友谅那边一炮打来，把朱元璋原来的船砸得粉碎。
这是圣天子百灵护佑，自有神机妙算之人，保他大难不死的故事。
朱元璋时代，已经把刘伯温树立为典型，他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尤其是刘伯温死后，这点被大力宣传。对朱元璋来说，有点死刘伯温才是更好的刘伯温的意思。死人不会说话，却可以把各种自己想要的话，安到死人嘴里。
朱元璋时代，刘伯温的这个人设已经立起来了。明成祖朱棣是篡位的，他当了皇帝后，继续推崇刘伯温。虽然刘伯温的儿子刘璟大骂朱棣说，往后一百代人，你也逃不过一个“篡”字，但朱棣这么残酷的人，也没灭刘璟全族。刘伯温的子孙得留下，刘伯温的人设要保护，好继续讲他预言我要当皇帝故事。
比如说，朱元璋把南京城墙建得特别高大坚固，很得意，就问刘伯温：“这城墙，还有人能翻墙吗？”
刘伯温说：“除非是燕子。”
朱元璋很高兴，鸟儿才能飞过，人过不来。哪里知道，刘伯温说的“燕子”，是指你被封为燕王的儿子朱棣。
按这个故事，刘伯温预言了朱棣要当皇帝。类似的预言对朱棣很重要。
后来这个人设还继续被利用。朱元璋又问：“我大明朝能传多少年？”刘伯温回答：“万子万孙。”朱元璋一听，哦，那就是千秋万代，永远没完。
哪里知道，刘伯温说的是，大明实亡于万历，后来的亡国之君，都是万历的子孙。这个谣言显然是清朝人讲的，而清朝皇帝听到了，至少是不会反感。
《烧饼歌》是怎么回事？
说朱元璋吃烧饼时，刘伯温来访，朱元璋用碗扣住烧饼让他猜，刘伯温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猜中了。
于是朱元璋就问刘伯温，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刘伯温就唱了很多言辞俚俗的歌谣，内容差不多就是“燕子飞过城墙”“万子万孙”这类故事的汇编。总之，刘伯温预言未来，都说中了。
这些当然都是后人编的故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后人再安排刘伯温来预言。这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有矢放的，当然总能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