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常常发现，即使是克服了信息不对等，把证据一一陈列在桌面上，依然不能说服固执的争辩者，也常常发现，自己曾经长期困在错误的思维中而不自知。修正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此困难，以至于这个困难本身也引起了我们的困惑。

我曾经在一个国家级的贫困村参加关于早期教育的调研，有幸见到了许多朴素的“教育家”。这个群体聚落偏远，经济落后，可是几乎完全没有脱离现代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教育信念这方面，他们是先进的。信念的正误在这里并没有依赖于群体的经济文化水平。我们注意到，失败的教养者往往具有模式化的教育行为，这些错误的行为通常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并且由于无意识的惯性得以继承。暴力、贬损或迁怒在家庭中有如呼吸般自然。错误没有被发现过，也就不可能被修正。

抛去个体视角和社会视角，近年进化心理学十分流行，学者们在运用这种无法证伪也无法证真的科学时，往往遭到“人本主义者”的抗拒。人们不愿承认“人类的人性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就像从前人们不愿承认进化论。忽视全体人类在情感反应和生理喜恶上的高度趋同，只为了证明自己比自然法则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但即使是对“被操纵”的恐惧也来自于自然选择。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集体潜意识一直是不为人知的，一个“恒常的无知和错误”。即使是现在，社会的影响将人类从单纯自然操控里解救出来，我们对于自己依然是无知的，而对于这种对自主能力的否认，我们又是拒绝的。自然造就了每一个生动的“自我”，这种史无前例的生动性又使得人们“叛逃”了它。

可是，人们一边“叛逃”，一边在最需要摆脱本能，走向社会化的此时此刻，不断地犯着在进化心理驱使下违背社会期望的错误，默认种群繁殖的重要性，坦然地接受，甚至将这种信念纳入社会文化系统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默认了繁殖就是人类的最大价值，只有存在才是正确的。而这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结果”而非“目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通过”与否并没有为生物附加不同价值。我们一方面想掌握选择权而否定自然的操纵力，一方面又把选择权交给自然，为各种行为添加一个“被选择”的价值，在两个方向上固执地犯错。否认“人之为人”的不是进化，而是在社会化的光明前景下，我们依然没能摆脱自然选择烙在基因中的印记。

人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识总是无比自信，况且我们自觉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从不怀疑自己内心信念的正确性。在一所高中里，发生着一场长达7年的闹剧，两个社团的学生彼此仇视，断绝交集，对主张友好相处的成员横加指责，并且据此建立起强烈的集体正义。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如此，只是毫不犹疑地继承着。直到最初的旁观者告诉我，这一切始于两名社团成员的个人恩怨。我想起了开野吉晴在《世纪壮举》中记录的一段旅程，在一个极端封闭落后的地区，两个部落的人们遵守约定，每隔几年打一次仗，尽管他们都恐惧战争，都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平日里朴素善良的普通村民。谁能想到，现代文明并不能清晰地减少这些“恒常的错误”，在“文明”的世界里，它依然令人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不可否认的是，认知省力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征，并且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有利于自己原来观点的信息。但这些根植于本性中的弱点并不能成为我们保持错误的借口。不久前，DNA之父沃森由于发表种族智商差异的言论被剥夺荣誉头衔。互联网上一边倒地为这位“敢于说真话”的科学家感到愤愤不平，接着着力嘲笑“政治正确阻碍科学真理”。可是，当我向他们请教这种信念的来源时发现，他们的结论来自偏见和猜测。他们甚至不知道沃森本人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更不知道，种族智力差异的课题一直是心理学冀望攻克的难题。而沃森的的确确没有给出消除无关变量的科学实验。

所有这些几乎是人类本性的、生物的、先天的跨越文明的错误，恒常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难以克服，甚至不可避免。唯有经验和学习能够修正它们。每个时刻的我们自己都比从前更加宽容、谅解、博学和平静。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逃脱本性的束缚”，顺其自然，随波逐流，寄望于“经验”的产生而不主动求知。仅以我的大学专业为视角，诸多没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洋洋自得于自己微渺的“世界观”，凭着思而不学所得的个人经验肆无忌惮地伤害来访者，将本能获救的求助者推入更加黑暗的深渊。所有这些错误，这些偏见、无知和傲慢，有时像集体潜意识一般无关紧要无甚妨害，可有时却在持续地、令人悲痛地伤害着我们的家人、朋友、无辜的陌生人和我们自己。非是求一个“文章的升华”而劝学——我们实实在在地，理由充分地，应该且必要学习。